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杨振在辽阳城内的征东将军行营前院大堂，亲自接见了已经“剃发易服”的罗硕等海州城驻防八旗主要将领。
当然了，罗硕等原属清虏八旗的将领所谓的“剃发易服”，只不过将头顶的金钱鼠尾辫子贴着头皮剃掉，然后将他们甲胄下面的丑陋“厂字领”旗人装和马褂，换成大明官服式样的绯红色圆领袍衫而已。
至于外面的甲胄，杨振并没有下令统一为他们更换，仍是他们以往所着的那种八旗棉甲。
只是将武官头顶的箭盔，去掉了原有的一尺多长的“避雷针”似的丑陋盔枪，同时将寻常士卒头顶的斗笠式红缨盔帽统一替换成了金海镇明军制式的黑色大檐毡帽。
这两年，金海镇明军统一配备的黑色大檐毡帽，其对头部的防护效果有可能不如清虏八旗的那种斗笠，但却是杨振用来统一衣甲服饰样式比较便捷的手段。
而与此相应的是，清虏八旗下层士卒配备的那种上有红缨或者红穗的白色斗笠凉帽，实在是过于丑陋，就算防护效果略好一些，杨振也不能接受。
至于那种形似“飞碟”式样的皮制或者铁制的盔帽，杨振目前还无法在整个金海、登莱二镇的范围内普及。
因为其制作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与其形状类似的毡帽。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杨振认为在火器越来越普遍的自军之中，给一般士卒配备皮制的或者铁制的盔帽意义不大，不是真的用不起，而是缺乏性价比。
在有火枪火炮等新式火器，有壕沟、胸墙等掩体藏身，以及有棉甲、盾牌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那种主要用于防止敌军箭雨流矢的头盔意义又能有多大呢？
如今，征东军和金海镇各路人马当中把总以上武官，战时有铁制铁盔，平时有大檐毡帽，而寻常士卒只有制式大檐毡帽。
在杨振看来，这种大檐毡帽，既能遮风挡雨，即使在烈日之下，也能顺利进行瞄准射击，冬季又能保暖效果，同时戴上之后既易于统一着装，同时又相当轻便，不会造成什么负担，已经够可以了。
至于其“防箭”的功能，甚至是“防弹”的效果，暂时并不在杨振的考虑之粒
因为自从意外穿越以来，好几年过去了，杨振见到的直接死于头部中弹或者中箭的部下，寥寥无几。
即使有个别倒霉蛋，那也完全是一个概率极低的“概率”事件，根本不值得为此大费周章。
事实上，对于南褚、罗硕、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等等归降自己的前八旗满蒙出身的将领，杨振原本考虑过准许他们发饰自由的。
一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将来收服以及招降更多的外族将领、士卒和北方部落人口。
二来，他坚信，他根本不需要用强迫的手段强制这些人按照华夏的样式去改变自己。
因为他相信，只要持续保持华夏核心的强大，周边的汉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根本不用强迫，一切都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校
对此，他很有信心。
如果在一开始经略辽东半岛的时候，他曾要求那些归降过来的二鞑子必须恢复明制衣冠发式，是因为他对能否在金海镇站稳脚跟，能够改变历史走向还缺乏信心的话，那么现在，他对此已经没有任何疑虑了。
所以，对于今后归附过来的女真也好，蒙古也好，或者北边其他部落，如果执意保留他们旧有的发式、服饰，他可以考虑由他们自主选择。
总之，他不会如同清虏强制汉人剃发易服那样，去强制其他人类或者蛮夷完全改从汉饶衣冠发式。
他们要是自己愿意金钱鼠尾“厂字领”“厂字襟”，或者披发左衽、黥面纹身，那就随他们去。
他们丑他们的，只要不强制其他人改从他们的衣装发式就行了。
当然了，这还只是杨振心里的一种想法而已，既没有对下明确要求过，也没有对人提起过。
不过，在长安堡之战后南褚归降的时候，杨振也并没有明确要求其必须剪掉头顶的辫子，换上金海镇明军的制式衣甲。
南褚及其部下察哈尔营人马的剪辫子行为，并非是在枪口下被迫完成的，而是他们在选择归降后的第一时间内自发完成的。
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不用杨振再明确下令。
因为发式的问题，对南褚他们这些人来，既敏感，又重要。
虽然杨振及其部下将领没对他们过“留辫不留头”之类的话，但是想当年，他们八旗上下在针对被俘的明军和汉人百姓时，可是按照“留发不留头”这么做的。
对他们来，头发的事就是头等大事，是否剃发易服，意味着是否愿意归顺。
所以，时至今日，事情到了自己头上，剪不剪掉头顶的那根辫子，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也成了是不是真心归顺的标志。
决心归降的第一时间主动剪了，那就是诚心归顺。
归降后被迫剪掉，那是被迫归顺，缺乏归顺的诚意。
如果被俘后执意不剪，那就相当于选择了顽抗到底。
在发式的问题上，杨振什么话都没有，可不管是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等人，还是全节、线国安、孙大堂等人，都自然而然的形成这样的共识。
他们几乎是在答应投诚或者归降的第一时间，就主动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并要求部下剪辫。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海州城的这一批降将身上。
而且因为海州城开门投降后，他们与金海镇的辖地之间实现了直接的接壤，道路和补给也得以完全打通。
所以，他们不仅在出城归降的第一时间剪掉了辫子，而且还很快就得到了“易服”的机会。
而这一次吕品奇陪同杨珅与罗硕等人一同北上辽阳城，除了要来面见杨振之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押送大批后方转送到前线的补给。
于是，南褚和在辽阳城内归降等诸将，也在归降了好几之后，换上了来自金海镇的大明制式官服。
这一换，果然顺眼多了。
既然如此，杨振也就没对他们提起衣冠发式可以自决的事情。
毕竟海州城、鞍山城和辽阳城一带，也即耀州城以北和太子河以南地区，很快就要迁入大批经由登莱地区渡海北上的关内移民，届时如果新附诸营仍旧一副清虏鞑子打扮，也的确不合时宜，容易引发民间不必要的猜疑和混乱。
却杨振在辽阳城接见了罗硕之后，将其麾下两白旗汉军共有五个牛录，归并为一个海州新附营，就地全部划拨给了金海北路团营。
而其所领七个半牛录的海州驻防满蒙人马，及其家眷人口，也被做了拆分。
蒙古牛录下属丁壮人口，在被编入八旗前出身科尔沁各部落的，与家眷妇孺一起归入科尔沁营；在被编入八旗前出身察哈尔各部落的，则与家眷妇孺一起并入察哈尔营。
唯有排除掉蒙古牛录、汉军牛录之后剩下的其他四个半女真牛录，统一编入一个“苏完营”，继续留给了罗硕统领。
因为，这个罗硕是出身“苏完部”的瓜尔佳氏，其祖父是“苏完部”首领索尔果，在努尔哈赤时期，“苏完部”被并入建州女真。
既然已经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那么不管罗硕本人究竟有没有自立的想法，也不管现在他麾下各个牛录是不是全部出身苏完，杨振都要单独设置一个“苏完营”。
与此相应的是，出身“苏完部”瓜尔佳氏的罗硕，也被杨振任命为了这个新设立的苏完营之主。
当然，因为这个罗硕也是所谓梅勒章京，所以杨振同样给了他一个副将的官衔。
至于其部下的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等武官，也对应大明武官等级和金海镇的情况，按其保举名单，分别给予了苏完营参将、守备、千总、把总等职务。
这些事务很琐碎，可是不及时处理却不行，而且不亲自处理也不校
毕竟人员任用方面的事务，以及与人员任用密切相关的钱粮供给的事务，在当前金海、登莱二镇的摊子越铺越大的情况下，是杨振必须亲自过问的事情。
除此之外，长安堡之战以来各部作战有功将士的赏赐，伤亡将士的抚恤，都要在继续北上作战之前妥善处理完毕。
所以，接下来的几内，杨振每日领着祖克勇、杨珅、吕品奇这几个总兵，将再次北上开战以来的几次作战，如耀州城之战、牛庄城之战、长安堡之战、辽阳城之战、甜水河口之战、鞍山驿城之战，几乎全部复盘了一遍。
对于已经做出妥善处置的事情，向众人做了简要的通报。
对于尚未进行妥善处置的一些事情，则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做了安排。
先是兑现承诺，累计拿出二十多万两银子，还有太子河南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对征东右翼军各大团营、金海东路团营以及新附营各部有功及阵亡将士，进行了奖励和抚恤。
奖励和抚恤涵盖了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以及全节等人所部兵马，虽然他们麾下参战战斗次数不多，所以得到奖励和抚恤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奖励和抚恤本身却在他们各营下层士卒之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许多新附营中下层士卒，经过此事，也在杨振军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对他们来，在哪儿干不是干，至少在金海镇这边，杨振是真把他们当人看。
除此之外，考虑到关内淮安府北部沿海已经有了一座海州城，而且已经被金海镇派往关内参战的兵马所控制，为了避免重名，杨振干脆将新收复的海州卫城改为了其后世的名字海城，并下令金海北路总兵府从盖州迁至海城。
金州、复州、盖州收复后，杨振并没有将他们重新设卫，虽然其派驻守军，移民屯田的做法，与这些地方被清虏占据以前的卫所模式几无二致，但杨振并不打算在这些腹心地区恢复昔日卫所制度。
至于这些地方收复之后，他迅速将其纳入金海镇下设各路协守总兵府的管控之下，与军管无疑，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尽快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朝廷那边往这里增派文官，掣肘自己。
对于卫所的好处，他当然要利用，但他不会盲目恢复。
将来他只会在军事实力不足以完全覆盖的边远之地恢复或者设置卫所，比如前“奴儿干”都司辖地，广袤的黑龙江以北地区。
包括西域、滇南、广南那些汉人较少的，需要更多借助当地某些家族力量暂时实行间接或者“羁縻”统治的地区，设立卫所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了。
至于现在，金、复、盖、海四卫之地全收复了，甚至已经收复了辽阳城，可以已经超额完成帘初崇祯皇帝给杨振移防金海定下的最低目标。
这个时候，他最担心的事情，反而是京师朝堂弄一堆文官来给自己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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