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的古都南京，淫雨霏霏的梅雨时节像浸了水的海绵，黑压压地笼罩在城市上空。在瞻园路173号的青砖墙下，由于年久失修而洇出深色水痕，老旧的瓦当滴落的雨水在石阶上凿出细凹坑，住在这里的张达仁躺在竹席上，听着花板传来老鼠窸窣的响动。而在东厢房，由于木格窗棂早已变形，不断有雨水飘进来，他母亲正用旧报纸糊住的缝隙里，不断渗进带着霉味的湿气。
“达仁，接盆！”母亲殷秀兰的声音突然在屋内响起，伴随着蓝布门帘被掀开的声响。
张达仁闻声抬头，目光恰好落在屋顶漏雨的地方。只见那漏雨的位置正对着八仙桌，而桌上的搪瓷脸盆里，已经积了半指深的水。
张达仁急忙站起身来，准备去接母亲递过来的盆子。然而，就在他刚要迈步的瞬间，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阵不祥的断裂声。
他惊愕地抬头望去，只见横梁上的灰白色蚁蛀粉末像雪花一样簌簌落下，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扬起一阵细的尘雾。
哎，屋漏偏逢连夜雨，绳子专挑细处断。这场持续三的暴雨，让这座始建于大清同治年间的老宅的衰朽模样更加不堪——后院的马头墙早在月初就坍塌了半边，现在东厢房的木结构也在潮湿中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半夜时分，张达仁被轰然巨响惊醒时，鼻腔里灌满了泥土腥气。倒塌的砖墙距离他床铺仅两尺，碎砖砸穿了床头的樟木箱，他的棉被上落满青砖碎屑。
“作孽啊！”母亲殷秀兰举着煤油灯的手不住颤抖，灯影在残垣断壁间摇晃。十六岁的妹妹缩在墙角啜泣，五斗橱上的毛主席石膏像摔成三截，瓷猫储钱罐在瓦砾堆里裂开大嘴，露出里面发潮的粮票。
趁这会没人看见，张达仁赶紧把碎裂的石膏像藏了起来。
房管所的人也算是尽职尽责，顶着竹笠看过后，满是同情地等晴才能修缮。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房管所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独特的房屋管理使命。如果把视角放到那个年代的房管所，我们就可以看到灰扑颇办公间里，老式台历旁总堆着泛黄的登记簿，蓝布工作服的房管所工作人员戴着套袖，蘸着红墨水的钢笔在住户信息表上沙沙划动。那时房屋多属公有，红砖砌成的筒子楼和灰瓦平房星罗棋布，斑驳的木窗框常挂着晾衣绳，墙根处青苔顺着雨水管蔓延，房管所既要负责分配调剂，又要维护这些历经风雨的建筑。每月初总有人揣着单位证明来排队登记，窗口递烟套近乎的，攥着领导批条往里挤的，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木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
每到这个时候，维修工就会挎着帆布工具包走街串巷，铁皮喇叭筒挂在二八自行车把手上晃荡，哪家屋顶漏雨、下水道堵塞，就用粉笔在巷口黑板写上“13号院王家修门窗”，积压的报修单在抽屉里摞成山。
那个年月，多数砖木结构的房屋在岁月侵蚀下问题频发，房管所仓库里堆着定量配发的石灰、沥青和木料，修补时需精打细算，常看见工人蹲在院里拌三合土，拿瓦刀仔细填补墙缝。冬季煤炉取暖引发的烟道问题最让人头疼，熏黑的砖墙上残留着多年积碳，维修队得赶在寒潮前疏通管道。分配住房时既要核对工龄职务，又要平衡家庭人口，双职工家庭能分到向阳的屋子，单身汉往往挤在楼梯间改建的斗室里。街坊们私下流传着“某某领导亲属住进新楼”的闲话，但更多时候是两代人蜷居在十六平米的房间里，用布帘隔出三代同堂的生活空间。
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突击建造的简易房，此时已墙皮剥落，加上当时管理不完善，很多产权资料散失，工作人员得翻着卷边的档案册核对信息。每逢雨季，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房管所工作人员就像这次张达仁家里漏雨一样，披着雨衣带人查看危房，手电筒光柱扫过墙面的裂缝，泥水正顺着墙根往屋里渗，临时用木柱支撑的山墙在风雨中咯吱摇晃，煤球泡烂的住户蹲在门口叹气，这些场景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房屋管理的真实注脚。
于是，张家六口暂时挤进街道办的临时安置点，唯有张达仁坚持留下看家。哎，烂船都有三斤钉，穷家也有值得留恋的地方……潮湿的七月末，趁着家里没人，勤快的达仁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钻进花板夹层，打算清理堆积多年的鼠窝。
腐坏的木梁散发着酸涩气息，手电筒光束里飞舞的尘埃像被惊动的历史幽灵，让人觉得稍不注意，就会蹦出一个曾经冤死的魂魄。
突然，张达仁的扫帚突然碰到个硬物——扒开絮状蛛网，方正的木块表面覆着黑褐色包浆。借着窗漏进的光，隐约可见“旨准”二字凹陷在木纹深处。
“莫不是哪个账房先生的私章？”他在裤腿上使劲蹭了蹭木块，用指腹抚过边缘的龙鳞纹饰。木块沉甸甸的质感让他想起父亲生前当会计时用过的铜质印章，只是这物件边缘的磨损痕迹，像是被无数人摩挲过。
当时，大家都对旧东西不感兴趣，即便是有点这种爱好的人，也憋在心里，否则就要殃及池鱼了。不得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集体淡漠，这种社会氛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1966年开启的“破四旧”运动将传统文化全面定性为封建糟粕，故宫博物院甚至一度面临闭馆危机，这种政治高压在民间形成持续的心理余震。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家庭仍将祖传字画、古籍视为“政治隐患”，北京胡同里常见居民将明清家具劈作柴火，上海弄堂中时有商周青铜器被当作废铜出售，现在想想真是心疼不已。
其实，这种集体无意识背后交织着多重社会因素。从经济层面看，1978年人均Gdp仅385元的社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众首要考虑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吃不饱饭的人，是没有心情欣赏古古董字画的。从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仍未完全消解，1983年有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现举报邻居收藏线装书，因而被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案例。其实上面两个仅仅是表象，很容易解决，一旦老百姓有了钱，政治高压减少，就会对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古董字画产生兴趣，而更大危害是文化层面上的危害，持续的文化断层导致年轻一代缺乏鉴赏能力，1982年全国文物商店统计显示，90%的顾客是外籍人士。
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大地百废待兴，多数人在为生活努力打拼，经济状况尚显窘迫。而彼时的台湾和香港，凭借特殊的发展机遇，经济相对繁荣，不少人钱包鼓胀。
在文化市场上，大陆丰富的古董字画犹如蒙尘明珠。这些凝聚着华夏千年智慧与艺术的瑰宝，因当时大陆人有限的经济能力，难以得到周全保护与收藏。
台湾人和香港人嗅到了商机，怀揣着充裕资金涌入大陆。在一些文化交易场所，他们穿梭其间，目光敏锐地挑选着心仪的古董字画。那些精美的画卷、古朴的瓷器、典雅的书法，在他们眼中皆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大陆的一些民众，因生活所迫，或是对这些文化珍宝的价值认识不足，无奈之下将家中世代相传的古董字画转手。交易在或简陋或热闹的场合中进行，一件件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的物件，被装入箱笼，带往台湾和香港。
随着时间流逝，这一批批古董字画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陆文化珍宝的流失。这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分散，更让民族文化传承出现了些许遗憾的断层。但这也是时代发展中的一段复杂经历，为后续的文化复兴与收藏保护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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