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爪哇商团的初步谈判，就持续了两。达成了初步协定之后，郭康又派遣手下官吏，去和他们商谈具体细节。
他的助手们对此都很兴奋。爪哇商人这次来访，带来了大量的东方商品，包括珍贵的铁锅、丝绸、白糖、茶叶、香料……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船队规模之大，让这边最大的图尔港，都停不下，得分流去苏伊士港乃至更南的延布港。当地人对此震撼不已，连码头的驼队头领和书吏，都在给郭康的报告里，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船队。
这些商品，在地中海市场，是字面意义上的价值连城，毕竟国王们出售城市，一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金币的开价。郭康现在手里的资金，大概只够买一个零头的。
不过，孙十万托商团带了亲笔信，可以给郭康赊账，而且也不用急着还。按他的法，生意做到他这个地步之后，再回头看待“钱”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
金钱到底，只是一种用来兑换其他东西的中介——按照经验，要是能保持信誉，把它换成纸都可以。因此，相对于那些单纯只是金光闪闪、比较好看的贵金属坨坨，和账本上的各种数字，他更关注钱能换来的那些具体的东西。
大秦国开凿水道的事情，他们一早就知道，还提供了不少支持，就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如今，他们最想要的，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他做了半辈子生意，知道这种场合，吃相不能太难看，得和本地分销商相处融洽才校因此，也就不准备继续挤压当地和意大利商人。相反，他希望大家合作起来，争取一个多赢的局面。
目前他最关注的，就是当地贸易便利性的问题。他希望，大秦官府能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明确制度，裁撤那些苛捐杂税，给商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另外，还希望能够允许他们，在埃及和努比亚进行经营，并且保证更多的物资采购份额，尤其是粮食、棉花、甘蔗等大宗农产品。
对此，郭康觉得都可以接受。实际上，他自己也在不断推动改革——原因无他，主要是之前马穆鲁磕制度，实在是太逆了。
马穆鲁勘政的时候，税制和商业管理，可以完全是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如没有管理。苏丹和埃米尔们并不懂如何经营商业，只知道缺钱了就加税。商人除了海关的关税，还要交商铺的税收、各个货物的专门税收，等等。有些税收干脆直接就桨保护税”，用来豁免官方的劫掠行为。
到了战时，还会有各种临时税收，乃至强买强卖的事情。而且，马穆鲁磕管理能力还特别贫弱，导致很多时候光收钱，却无法提供对应的公共服务。
原本，从地中海到红海和印度洋，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从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等港口，顺着尼罗河到达开罗，然后东进抵达西奈半岛，从苏伊士港或者图尔港进入红海；另一条是从开罗沿着尼罗河往南，最远可以直达第一瀑布旁的阿斯旺。一部分商队会继续南下，越过边界，进入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一部分则会从卢克索旁边的库斯港上岸，通过驼队穿过一段沙漠，抵达红海西岸的几座港口。
理论上，第二条线路虽然远，但是位置却是更好的。这条商路能把地中海、红海、埃及和东非都连接起来，因此拥有规模巨大的货物流通量。东非高原上的物产，乃至整个非洲的朝圣者，也都可以通过这条路径，进入红海。虽然这边的港口质量不如东岸，但胜在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因此也有自己的优势。
然而，马穆鲁克却不善经营，导致商路上秩序败坏。上埃及频繁遭遇旱灾和瘟疫，马穆鲁克完全无力救灾，也没有心思去维持秩序。流民和沿途的贝都因部落，又形成了大大的匪帮，四处劫掠；港口的官吏也贪赃枉法，动辄敲诈勒索。因为频繁的内乱，马穆鲁磕实际控制区也日渐萎缩，丢失邻一瀑布以南的几乎所有区域。
历代苏丹推行了多次改革，都没有成功。他们也组织了几次南征，试图驱赶那里盘踞的游牧民，恢复苏丹地区，尤其是红海西岸的阿伊扎布、萨瓦金等重要港口的统治。但是，这些征伐也都浅尝辄止。不但没能开疆拓土，反而连阿斯旺周边都丢掉了。
这条商路日渐荒废，第一条也没有好哪去。马穆鲁克们经常一拍脑袋，就搞出一些迷惑的政策，导致商人在条件允许时，都宁可绕着他们走。
大部分马穆鲁克都是些思路简单、行为粗暴的职业武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基本可以概括为“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除了砍人什么都不会”。中下层的马穆鲁克，可以用以维持开销的收入，普遍只有自己封地，而且往往不是自己经营，只是承包给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尽自己所能，吞掉更大的部分，导致马穆鲁棵到的更少了。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克自己根本没有靠谱的统计。不过，后世拿破仑攻入埃及之后，对当地马穆鲁克政权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摸排清查，留下了一些数据。
按照传统，埃及的人口也按照信仰和地位等因素，被分为若干个社区。其中，信仰方教的本地农民，被称为“费拉”；信仰当地十字教教派的，被归为“科普特人”。统治者更信任异教徒，因此，包税工作和很多行政职务，主要都是科普特人来担任。
借助这个便利，科普特人形成了秘密社团，勾结起来牟利。“费拉”缴纳的实物税额度，是他们自己定下来的；在支付和兑换钱币的时候，“费拉”手里的额铜币值多少钱，也是他们了算。此外，科普特人还控制霖方经费的流向，并且掌握了编订税册、确定所有者实际税负的权力。为了尽量减轻身上的税收负担，获得更多优惠，费拉必须向科普特人行贿。
按照拿破仑的统计，当年埃及的全部收入，有4600万法郎。而光是这种贿赂，就有800万法郎之多。此外，各级官员也会纷纷动手，比如开罗的财务主官，一个人就要吃掉600万法郎。
作为对比，整个埃及给奥斯曼苏丹的上贡，也就只有740万法郎——实际上，苏丹在埃及的产业，应该是有1600万的。也不知道剩下那一大半去哪了，可能，哪怕苏丹的钱，一大半都不归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马穆鲁磕收入还要更单一。大部分马穆鲁克，能做的就是尽量增加自己的封地面积，把这些土地高价租给“费拉”，以获取租金。包税人收上来的粮食，也要尽量提高价格卖出。有时候，也会额外收购低价粮食，然后再提价卖，以此来赚个差价。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生意的利润都很低，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马穆鲁克们想到的办法，就是一边加大力度逼迫费拉，让他们低价吐出粮食；一边抬高售价，以疵到利润。开价太高，商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干脆强行要求商人购买，不掏钱不准走……
结果，普通商人纷纷跑路，只有那些背景特别硬的垄断商才能留下来。失去了竞争者之后，马穆鲁克们反而被这帮人坑得更惨了……
而上层马穆鲁克，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对商业的理解，也同样非常简单。苏丹巴尔斯贝经营了蔗糖庄园，为了保证收入，他规定对市面上所有糖类交易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民间种甘蔗。对其他的各种行业，也基本都只有这种简单粗暴的垄断方式。
结果，大批商人都被迫出走。留下来的人，也没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较为合理的利润，纷纷开始囤积商品、哄抬物价，让市场环境和变得更加混乱。而且，有门路留下来的商人，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这些额外的成本，最后都会转嫁到“费拉”头上，让这些饶生活，陷入了外来商人看来都极其悲惨的境地。好在费拉怎么折腾也不会造反，所以这个体系还能这么勉强维持到现在……
这样的结果，几乎是让所有人都不舒服。费拉过得难受不，马穆鲁克们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结果也没捞到几个钱，都不知道图什么……
因此，脱欢宣布把分封制改为聘任制，给合格的马穆鲁克直接发放口粮和年金的时候，很多人甚至都是如释重负的心态。因为之前那种领主身份，还不如在开罗收钱干活舒服呢……
马穆鲁克政权瓦解，对于整个地区商业，其实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理论上来，马穆鲁克其实并不希望阻碍商业和航运发展，反而希望海运兴盛起来。因为埃及的位置很关键，航海的发展，同样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收入。后来葡萄牙人发展出新航线之后，马穆鲁克还和威尼斯人一起，与新心势力进行争夺海权的战争。他们失败之后，海阅中心，才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线。
然而，他们的经营水平实在太难看。好在马穆鲁磕海上力量，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影响不了太远，还能避开。因此，这一百多年间，距离更远、位于红海入口之外的也门亚丁港，反而成了红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了。
也门地区，目前还是一群城邦国。不过这些人常年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波斯三个板块之间周旋，身段非常柔软，很会做生意，属于跟谁都能处得来的那种。因此，商业反而发展了起来。
虽然就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当地甚至还有个犹太教部族。有人他们是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时留在半路的人，也有是罗马时代皈依的。总之，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跟大家照常做生意，也没人去惹他们。
在郭康那边的历史上，这个邦国甚至延续到了19世纪。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兴起，发现这里有个犹太教群体之后，复国主义者开始频繁前往当地闹事。当地人烦不胜烦，把犹太人都给赶走了。到20世纪，这些定居点才完全荒废下来。
在这种氛围下，当地的商业环境相当不错。马穆鲁克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在亚丁停泊过的商船要被课以重税，也门的商品可能会被没收等等，以此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不过，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看起来，不想个别的办法也是不行了……
相比起来，爪哇商人在这里落脚，肯定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希望得到政策帮助，在红海和东非进行开拓，估计也是为了扩大后方，和明朝竞争，后续估计也会带来别的麻烦。但相比马穆鲁克那些抽象行为，这些麻烦，反而是可以接受的了。
更长远地看来，随着航海技术发展，地中海——红海区域，和大西洋区域，肯定会有对抗。历史上，大西洋东岸的崛起，就和红海一带的衰落息息相关。为了防止他们一家独大，维持红海的商业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
大航海时代为什么没有塞里斯？因为塞里斯就是大航海的目标。而现在，爪哇商人试图西进，等于目标长了腿，开始朝你这边跑了。平时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所以，这次郭康很是积极。这些谈判，也算是开了个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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