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堂的老樟木箱在午后晒得发暖，木缝里渗出淡淡的香——是陈年当归混着樟脑的味道，像祖父的书房常有的气息。祖父坐在藤椅上，手里捏着红景研究报告的纸页，指腹在“栽培技术规范”几个字上反复摩挲，纸边被蹭得发毛。
他面前的八仙桌上，摊着两样东西。左边是苏怀瑾团队的研究报告，打印纸雪白，图表清晰：“栽培红景适宜海拔3000米，行距20厘米，株距15厘米，羊粪施肥量每亩500公斤”；右边是本牛皮笔记本，封面磨得发亮，里面是祖父年轻时的字迹，蓝黑墨水已经发褐：“野生红景多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石缝，叶片呈长圆形，挖时需留三分之一根系，来年方可再发”。
两样东西并排躺着，像一场跨越半世纪的对话。
“你看这行距株距，”祖父的手指点零报告上的示意图，声音慢悠悠的，像浸在温水里，“我年轻时哪懂这些？只知道从山里移苗，连土都没带对，栽在院子里的花池里，冬冻死一半，剩下的长得瘦巴巴，根细得像棉线。”
他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盛着点水光：“那时候也测过红景苷，找县医院的老中医用土法子测，含量不到0.2%，还不如晒干的青稞秆管用。后来就把苗拔了，花池改种了薄荷——至少薄荷好活，还能给病人泡水喝。”
苏怀瑾坐在对面的马扎上，看着祖父翻笔记本。里面夹着片干枯的红景，叶片蜷曲，边缘发黑，显然是存放太久了。“这是1980年在林芝采的，”祖父摸了摸那片叶子，像摸一件易碎的宝贝，“那时候漫山都是，随便找块石头缝就能看到。谁能想到，四十年后差点挖绝了？”
他放下笔记本，从樟木箱里捧出个蓝布封皮的线装书。布面已经褪色成浅灰，边角磨损得卷了边，上面用毛笔写着《濒危药材续代录》，字迹苍劲，是祖父的师父留下的。翻开第一页，泛黄的宣纸上有行楷：“光绪二十三年，川贝母：近年采挖过甚，汶川一带已少见，需嘱药农留种”。后面是祖父补的记录，一笔一划：“1980年，林芝红景尚多；2000年，需入山五公里方可见；2010年，偶见幼苗，难成株”。
书页间夹着些干枯的标本，有的只剩半截根，有的叶片已经碎了，标签上的名字模糊不清。“这是我师父传下来的，”祖父的指尖划过“川贝母”那页，“他，当大夫的，不光要会用药，还得知道药从哪来，能不能一直樱要是药没了，再好的方子也成了空话。”
他把书往苏怀瑾面前推了推，扉页上有行老字，墨色深沉：“药存则医存，医存则道存。”“以前我总怕这书写不完，”祖父看着她，眼里的光像老油灯，昏黄却执着，“我老了，眼睛花了，腿也爬不动山了。林芝的红景，我去看过三次，一次比一次少，每次都怕下次去就见不着了。”
苏怀瑾的指尖碰到线装书的布面，粗糙的纹理像老树皮。她想起三年前第一次带祖父看林芝基地的视频，老人盯着屏幕里绿油油的红景田，看了很久，突然问：“这苗真能长出好根？”那时她刚把羊粪施肥的法子定下来，还没看到成效，只能：“我们再试试。”
“现在不用试了。”祖父拿起研究报告，指着“红景苷0.58%”“入药典”“国家科技奖”几处，颤巍巍的手指在纸页上敲了敲，“你不光种活了，还让它进了药典，得了国家奖。我没走完的路，你走通了。”
他把《濒危药材续代录》递过来，书脊用棉线重新装订过，看得出被反复翻动。“这书该给你了。”祖父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书页传过来，带着老茧的摩挲格外清晰，“记住，传承不是守着老方子等死，是让老方子跟着时代活。就像这红景——”
他顿了顿，语气沉下来，却字字分明：“不是把它锁在山里不让人碰才叫保护，那样只会让人偷偷挖，越挖越少。真正的保护，是让人知道怎么种能长好，怎么用能治病。种的人多了，用的人明白了，它才能真的活下去，活得久。”
苏怀瑾点点头，喉咙有点发紧。她想起卓玛在视频里的：“现在村里的娃娃都知道红景长什么样，知道羊粪能让它长壮，这药就不会被忘了。”
那晚上，仁济堂的灯亮到很晚。苏怀瑾坐在祖父的藤椅上，翻开《濒危药材续代录》，在“红景”条目下，用钢笔轻轻写下：“2025年，林芝基地栽培成功，红景苷含量0.58%，入药典，可续代。”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春雪落在红景田里。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仿佛在刻一件需要流传很久的东西。写完后，她把祖父夹在里面的干枯红景取出来，换成一片林芝基地寄来的风干叶片——这片叶片厚实，边缘带着浅褐色的阳光痕迹，是今年刚采收的。
新叶压在旧纸页上，像新枝接在了老干上。
苏怀瑾合上书，放回樟木箱。箱盖合上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像一个心愿落霖。她知道，这不是结束。书里还有很多空白页，等着她写川贝母，写虫草，写那些“快消失的药”。就像祖父的，药要续代，医道才能续代。
窗外的月光落在药柜上，红景的饮片在瓷罐里泛着淡淡的紫红。苏怀瑾摸了摸罐身，忽然觉得，祖父和他师父担心了一辈子的事，终于有了答案——好药不会消失，只要有人愿意种，有人愿意传，它们就会像林芝的红景一样，在土里扎下根，在时光里长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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