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县人，东汉末年武将，官至建昌都尉。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原为刘繇部下，后被孙策收降，自此太史慈为孙氏大将，助其扫荡江东。孙权统事后，因太史慈能制刘磐，便将管理南方的要务委托给他。建安十一年太史慈逝世，死前道：“丈夫生世，当带三尺之剑，以升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吴书》，《三国演义》为“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讫而亡，年四十一岁。
太史慈是三国东吴的名将，当年曾与孙策一场龙争虎斗，让人永远记得起那个生龙活虎，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竟然与仁慈的刘皇叔擦肩而过，曾经有过一个阶段的唏嘘。
当时黄巾徒众正闹得厉害，孔融出兵进讨，可是他酒量不错，打仗不行，反被黄巾头目管亥围在了都昌。正在一筹莫展，太史慈从而降——他刚从辽东回来，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他：“你走以后，孔北海派人来过好几次，对我们的关照超过了老朋友，现在他有难了，你要去帮他。”太史慈在母亲身边尽了几孝道，就独自一人步行到都昌。太史慈到平原见刘备，请求出兵。刘备当时还只是一个无名辈，接到孔融的请求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孔北海也知道世间有刘备吗！”马上派遣精兵三千人跟着太史慈前去解围。孔融逃脱一劫，对太史慈更加高看，但是太史慈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他，事毕即回家通报母亲事情搞定，并没有留在孔融手下效力。
扬州刺史刘繇，其实太史慈投奔刘繇还是有很多理由的：他们是同乡，而且关系不错，刘繇本人条件也好，出身“汉氏宗亲”，也是有名的官宦之家，伯父刘宠是有名的清官，后来做到了太尉，父亲刘舆作过山阳太守，哥哥刘岱也历任侍症太守等职。刘繇本人“有隽才”，十九岁时因救回被强盗劫持的叔叔而一举成名，后举孝廉，又被举为茂才，可谓政坛上的希望之星，放在太平盛世，刘繇也真可能是一个好官，可是偏偏赶上了乱世，而他又实在不是“枭雄”的材料。太史慈刚到刘繇处，孙策就打了过来，有人劝刘繇用太史慈为大将对付孙策，可刘繇是个影政治洁癖”的人，“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可能他想避“任人唯亲”之嫌，尽管大材用，可太史慈还是差点改变历史，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正与孙策撞个正着——当时他只有一个骑兵跟随，而孙策那边有从骑十三，而且都是韩当、宋谦、黄盖等响当当的战将。太史慈可是一点不怵，上去就打算“擒贼擒王”，偏偏孙策也是年轻气盛的“霸王”，挺身迎战，上演了精彩的对决好戏，这一仗对双方来都相当凶险：“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从这个记载看，应该是缠斗在一起，到了徒手肉搏的地步，关于结果，《三国志》没等分出胜负，两边的增援都到了，“于是解散”。
孙策击破割据吴地的严白虎之后，见太史慈渐成气候，不去追刘繇，亲自带兵进攻太史慈的据点泾县。这一次太史慈终因实力不敌被擒。正是不打不相识，孙策一直记得神亭大战中这个强悍的对手，亲自为他解去绑缚，拉着手问他：如果在神亭我被你抓了，你会怎么处置我？太史慈还那么硬气，：“那就不好了。”孙策呵呵大笑：“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孙策确是英雄，不但毫无胜利者的骄横，还推心置腹，由不得吃软不吃硬的太史慈感动，表示听命。于是孙策提出：希望太史慈跑一趟豫章，探视一下刘繇的儿子，看看他还有没有一些支持者；再观察一下豫章太守华歆的虚实，当然，孙策更重视的，是刘繇留下的那一万多残余部队，他要太史慈“宣孤意于其部曲”：来去自由，既往不咎。“乐来者便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还爽快地表示：带多少部队去，由你了算。太史慈离开时，孙策亲自送别，拉着手问他：“何时能还？”太史慈答：“不过六十日。”孙策的部下对太史慈很不放心，纷纷劝告孙策不要放虎归山。孙策自信满满：“子义舍我，当复与谁？”果然，他在约定的期限内归来。太史慈带回来多少刘繇旧部，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史书中的赞许口气，可知数量一定可观。这些人为什么会听从太史慈的召唤呢？太史慈到刘繇处时间并不长，既没受什么重用，也没有任何显赫的职位，却能让这上万残兵信服他，这等人格魅力，恐怕让孙策也暗吃一惊吧。
由于史料缺乏，不能对孙策和太史慈的关系做什么结论——《太史慈传》只记载了两件事：其一是孙策让他当了“建昌都尉”，治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抵御刘表侄子刘磐的袭扰，结果“磐绝迹不复为寇”。这个刘磐不是什么大人物，太史慈去对付他，虽有些大材用，倒也胜任愉快。顺便一句：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忠，此时就是以中郎将身份与刘磐“共守长沙攸县”，或许与太史慈交过锋。其二是记载了太史慈在一次战斗中的精彩演出：他曾跟随孙策征讨麻、保地方的割据武装，在攻打一处屯垒时，屯里有个头目手攀城楼房梁，向下面破口大骂。太史慈听烦了，嗖地射出一箭，竟把这个家伙的手结结实实地钉在了房梁上，显然，这样的个人表演，无疑会使他成为军营里的热门话题。或许他的领袖气质、偶像效应，就是通过这样的传奇表现为大家认可的吧。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此后，太史慈就几乎从历史记载里消失了。
孙策之死，太史慈作何反应并无记载，当时的人也未必知晓，但不管他怎么想，人们是有理由对他不放心的：他对孙策的忠诚，与其是“君臣之道”，不如是“朋友之信”，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寂寂无闻中度过的。建安十一年，四十一岁的太史慈病逝。吴书曰：“慈临亡，叹息曰：‘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改为“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毕竟“以升子之阶”云云太容易叫人浮想联翩了——莫非这个义薄云的太史子义想当皇帝？这倒不大可能，太史慈从未表现过这种野心。但是这句话却可能是他命阅最好明：什么人能够“带七尺之剑，以升子之阶”呢？除了皇帝，只有勋臣。
而这对于他来，未免过于遥远了，他有匡扶下的雄心壮志，却只能听命于一个军阀，一句话：他不甘心。而且，并不在乎将这种不甘心表现出来，太史慈死后，史书记载孙权的反应是“甚悼惜之”，却没有像记载很多将领的后事那样，对给与他怎样的哀荣、其部曲是否保留做个交代。
太史慈这一生，既可以豪侠仗义、不负平生，也可以才未尽用、壮志难酬。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信念，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过于奢侈了——每个大大的主子都承认：忠义是个好东西——但必须是对我忠、对我义。太史慈的问题，就是他的忠义“太大”了，大到了任何主子都无法驾驭、无法放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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