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绒面的委任状还带着打印机刚吐出的温热，杨镜舟的指尖在“最高委员会”的烫金落款上摩挲，那几个字像烙铁一样烫进掌心。办公桌上的铜胎珐琅镇纸压着一叠扶贫调研报告，边角被他翻阅得发了毛，此刻却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和的光——这光，终于不再是透过会议室毛玻璃的惨淡投影，而是从他自己的窗棂里，堂堂正正照进来的。
“批了。”他对着空气吐出两个字，声线里藏不住的颤，不是惶恐，是一种近乎沸腾的滚烫。秘书张砚之刚把印泥盒放下时，他看见自己按在落款处的指腹微微发白，而现在，那点苍白已经被血液涌成的潮红覆盖。权力这东西，果然像老人们的，是陈年烈酒，初尝时呛喉，入腹却能点燃整副筋骨。
他猛地起身，西装袖口扫过桌角的茶杯，瓷与木相撞发出清脆的响。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金融区，玻璃幕墙反射着六月的烈阳，晃得人眼晕。但杨镜舟的目光却穿透了那些冰冷的建筑，落在了更遥远的地方——是汴京的烟雨，还是江陵的落木？
王安石的“青苗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那些写在史书里的字迹突然在脑海中活了过来。都是揣着经世济民的蓝图，都是站在权力之巅时以为能扭转乾坤。“以扶贫之名，行变法之实……”他低声重复着计划书中的核心策略，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多精妙的措辞啊，“扶贫”是道义的盾牌，“变法”是刀刃的内核，可历史早已写清楚：盾牌挡不住背后的暗箭，刀刃越锋利，割伤自己的风险就越大。
还记得那年在历史系读研究生，导师指着课本上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记载：“改革者的墓碑，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血肉奠基的。”那时他只当是文人酸腐的感慨，如今握着这纸委任状，才惊觉那字里行间浸着的不是墨水，是千年来改革者们未干的血迹。
他走到书柜前，抽出那本翻烂聊《宋史》，王安石罢相时写的“墙角数枝梅”墨迹模糊，旁边不知谁用铅笔淡淡描了句“零落成泥碾作尘”。指尖划过纸页，仿佛能触到千年前那位宰相的苍凉。成功？青苗法最后弄得民怨沸腾；失败？可他的“富国强兵”之梦，至今仍在史书里闪着微光。至于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却连家人都险些饿死，这“下场”二字，重得能压垮整座历史平。
“杨主任，有客人来访……”秘书的敲门声打断了思绪。
杨镜舟合上史书，指尖在封面“王安石”三个字上停顿了三秒。再转身时，镜中的人眼神已经变了——方才那一闪而过的犹豫被一种更坚硬的东西覆盖，像淬火后的钢。他拿起桌上的委任状，对着光看那红色的印章，血色一样剔透。
“通知下去，”他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沉稳，却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锐利，“明一早，开第一次改革领导组会议。”
窗外的阳光更烈了，将他的影子长长投在地板上，像一柄即将出鞘的剑。他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或许是青史留名的变法名臣，或许是朝堂倾轧的失败者，但此刻，当权力真正握在掌心，那股“把令来斜的冲动早已盖过了所有恐惧。
王安石也好，张居正也罢，至少他们都试过。而他杨镜舟，又怎能在这千载难逢的位置上，做个畏首畏尾的看客？
他将委任状郑重地插进桌前的文件夹，压在那叠扶贫报告的最上方。墨香与纸页的陈旧气息混杂在一起，隐隐透出一股风雨欲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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