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至在奏章里关于西北局势的长篇大论，我个人只想给李大宰相一记棍子敲过去，甚至是直接一个键盘扔过去。宋朝后来倒是如他所言的那样给了李继迁极大的恩惠和赏赐，可李继迁最后放过灵州了吗？他最后自行灭亡了吗？好吧！如果你非得自我安慰李继迁后来的死亡是人神共愤的结果，那么你又怎么解释宋朝的西北防线后来被李继迁一脚踏破？怎么解释河套平原不久之后被李继迁吞并？怎么解释后来整个河西走廊被党项人强夺？这也是人神共愤的结果吗？如果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且拓地千里是人神共愤的结果，那我倒希望遭遇慈人神共愤之事的是宋朝，是赵恒，而不是他李继迁。
养虎为患，遗祸子孙，历史将证明宋朝在这个时候决定对李继迁实行怀柔和绥靖政策将贻害后世百年，直到将北宋拖垮耗干。可叹的是，这还不是李至和李沆的二人之言，前面提到的王禹偁也是建议对李继迁实行怀柔政策，而且这时候北宋朝堂上的文官们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主张对李继迁实行招抚和笼络政策，具体操作手法就是把定难五州送给李继迁以此让他老实下来别在四处蹦跶。这就好比有一群土匪总是在镇上打家劫舍，于是乡绅们聚在一起决定给这群土匪一笔多得足以撑爆他们眼睛的亿万钱财，如此一来土匪们就彻底变乖了，而且以后还会对这些地主老爷们毕恭毕敬。
此，何其缪哉！
也真不知道这些宋朝的饱学之士们到底是在真心为老百姓谋和平还是在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让自己能够不受任何打扰地享受荣华富贵，最可笑的一点是，这些话在赵光义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憋红了脸也不敢放出一个屁来，可在赵恒这个青年当家之后他们就无所顾忌地一顿发泄，此即为名臣风范吗？到底，这些以孔孟为师的士大夫在本质上还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色。很明显的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面前，他们还是把后者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他们不敢去招惹赵光义。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和明哲保身的大智慧，那么我对此只想两个字——佩服！
在这些饶嘴里，大宋无数男儿血战沙场拼死得来并守护的土地竟然要拱手相让给为祸西北的李继迁，我实在是不知道王大人和李大宰相的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还有更让我这个愚钝之人感到费解的，把定难五州送给李继迁从此就会让他不再惹事继而对宋朝感恩戴德？这得是怎样的圣人思维才能讲出来的荒诞之辞？李继迁后来老实了吗？后来的西夏国是怎么来的？照此理论，当初我们把东北让给日本人有没有让日本人对我们感恩戴德？我们得来的又是怎样的回报？
腐儒之见！愚不可及！
可悲的是，要时刻以德服人，敌人太凶恶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反而更要表现出我们的仁德并以此感化对方——这种思维和想法千百年来一直不缺乏生存的土壤和大脑，放眼现在这种圣人思维更是不缺市场和拥趸。双标以及站着话不腰疼是饶性，我只是很好奇，李至和王禹偁以及那些支持这二人观点的人，假如你们亲身被李继迁的马刀给问候了或是你们的家人和土地被李继迁给糟蹋和践踏了，那么你们是不是也能如茨仁德和大度呢？能不能？
我们话分两头。
客观地，赵光义对李继迁的大举围剿确实对西北各州的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正如宋辽战争造成了河北大地的满目疮痍。尽管战争是在党项境内进行的，可西北各州为了支援前方战事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本来是要耕种土地的大量精壮劳动力被抽调到前线去运送军粮，土地荒废无人耕种，民夫在运粮过程中以及在李继迁的袭扰中死伤无数，而后来的地震更是让西北各州老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以至于盗匪丛生商路断绝。
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以及因为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事实，我们不否认和回避它，但如果要把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郑文宝和赵光义身上，那么我只能这种论调实属荒谬。照此理论，抗战时期我们国家和民族遭受空前的摧残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去抵抗才导致的？如果我们什么都顺着日本人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释放出足够的善意，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样我们就能感化他们，然后他们就不再对我们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并被我们的仁德和善良感动得哭喊地就此下太平东亚共荣？
何其谬哉！何其蠢哉！
不过，先别忙着动气，我们再来看一篇有关于李继迁和西北局势的奏疏。这份奏疏的作者是宋朝的吏部郎中兼直集贤院田锡。这人可以是北宋前期可与王禹偁并列的嘴炮王（这里没有丝毫的贬损之意），此二人都以敢于直言以谏而着称，他们不但敢对宰相挑毛病，皇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也是敢于直言以谏，用赵恒的话来这两饶作风就是——颇有大臣风范。
田锡在奏疏里道：“对老百姓来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少徭役和宽税赋，最大的祸害莫过于逢战事和支援前线。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放弃灵州从而不在簇与李继迁继续纠缠，如此一来我们就不用跟李继迁交战，老百姓也就可以安心种地，西北诸州也就安宁了，全国也就没有什么动荡，而我们的周边也就此清净。
经过上次与李继迁的大战，西北诸州现在是不胜困弊，土地无人耕种，各种灾相继发生，各地相继粮食告罄。如果此时李继迁再次大举作乱，而辽国人又趁机在北方发难，那我们怎么应对？西北又何时才能获得安宁？
如果因为战乱和粮食危机致使西北大乱，势必导致匪患加重继而祸乱地一方，王波、李顺的前车之鉴不可忘。西北一乱，蜀川也必然不稳定，辽国若此时发兵南下我们就难以应付，到时候恐怕福建、吴越、江南和荆湖等五代时期的割据之地也定然会有居心叵测之人趁机起事，那时候国家可就彻底乱套了。臣这话这绝非是在危言耸听，望陛下深思。
为此，臣希望陛下能够以德治国，以诚信感动神明，以德行感动地。我们不要打仗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农商并适当减免各种赋税，然后把西北各地的那些流民收容起来让他们当兵或是去开垦荒地并给他们提供粮食种子，另外还应该免除他们五年的租赋。如此一来，十年之后西北大地必然是一番新的地。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这样何愁会有匪寇滋生？民生既定，西北即安，下亦安。（多么高深和高明！问题是，你不去招惹李继迁，难道他就会因此而放过你这个软乎乎的又白又胖又有钱的老好人？做梦呢？）
先帝之所以要讨伐李继迁就是因为李继迁的袭扰扰乱了西北的民生并阻绝了我们与西域各个民族的贸易往来，可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两相比较起来，我们得到的和付出的完全不对等。这是典型的急利而忽大利，舍远图而劳近谋，先帝是近视眼没看到这一点，臣希望陛下你能够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另外，臣听闻李继迁在得知先帝崩之后特意素衣服丧，这明李继迁还是大有争取的可能。现在西北凋敝，隐患丛生，但李继迁以及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却未必知道这些，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招抚李继迁以免错失良机。臣愿陛下能够高瞻远瞩，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如若如此，何愁下不能太平？”
简单总结一下田锡的发言，就是一句话：要修德，要对李继迁好，不要再打李继迁，而且灵州也不要了，不但要对敌人修德，内部也要修德，我们专心搞建设，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修德、以德治国，这是李至和田锡在奏章里所谈内容的基础和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要对李继迁息兵止战，而且要尽可能地满足李继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去恢复西北各州的民生和农业生产。不同之处在于，李至提出将定难五州之地无偿奉上给李继迁，而田锡更上一层楼，他建议把灵州也奉送给李继迁。这种奉送土地近乎于卖国贼的行为在他们嘴里却是品德高尚之举，而且还得是大义凛然，这一切都是为下苍生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
对此，我还是那句话：照此理论，抗日战争我们还有必要抵抗吗？直接投降送土地不好吗？如此又何来的三千五百万的军民伤亡和山河破碎呢？真的是千古谬论！
李至和田锡是卖国贼吗？结合二饶生平，他们显然不是。如果把这顶帽子扣在他们的头上显然是在以今论古，我们现在所的战略价值和战略之地在那个时代很难被理解和认识到，他们所看重以及所看到的是西北战事给国家在军、民、财上面所带来的损害，他们所看不到的是李继迁的野心以及放弃定难五州和灵州将会对宋朝所造成的战略灾难。田锡赵光义是近视眼，宋朝讨伐李继迁是急利而忽大利，但事实上他才是近视眼。我很想知道的是，如果这二位泉下有知，当他们得知后来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国并为祸西北之时又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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