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过后，博济医学院并未回到过去的沉寂，也未陷入混乱，而是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缓慢却坚定的融合进程。周景弘所倡导的“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回归”的理念，开始像涓涓细流，渗透到学院的各个角落，首要的体现，便是教学上的变革。
讲经堂内，不再是单一的经义阐释。这一日，一位资深的陈教习正在讲解《内经》职心主血脉”的篇章。他依旧引经据典，阐述心气推动血液运孝濡养全身的功能，强调其与神志、面色的关联。然而，讲至深处，他并未止步于抽象的气化理论。
“诸位且看，”陈教习示意助教展开一幅精心绘制的人体解剖图，心脏的位置与结构清晰可见，“此乃西洋医学所描绘之心臓，其形如倒悬莲房，内分四腔，主司泵血。虽其言语与我不同，然观其形态功能，岂非正暗合我‘心主血脉’、‘为君主之官’之论？”
接着，他又指向旁边一个演示血液循环的玻璃模型，当助手摇动把手，红色的液体（代表动脉血）与蓝色的液体（代表静脉血）便在透明的管道中依循特定路径循环起来。“此模型所示，血液流行之路径，虽未能尽显我中医‘营卫循环’、‘经络流注’之妙，然于‘心泵血以周流全身’之基本事实，可谓直观印证。”
台下的学子们聚精会神，目光在古老的经文与现代的图表、模型之间来回移动。他们不再像最初接触解剖图时那般单纯震惊或排斥，而是开始尝试思考：那抽象描述的“心气”，是否正依托于这具体跳动的“心臓”实体？那玄妙的“血脉”运行，是否蕴含着如此直观的力学原理？一种从“功能”到“实体”的关联性思考，开始在年轻的心中萌芽。
而在诊断学的课堂上，变化更为显着。陆明轩不再是孤军奋战，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周景弘和部分开明教习的支持。
“望、闻、问、切，乃我医家诊断之不二法门，精髓在于综合判断，洞察病机根本。”主持诊断课的老教习开宗明义，首先肯定了传统四诊的核心地位。但随后，他话锋一转，“然，时代变迁，若有外来的工具，能为我之判断提供多一重参考，助我更精准地把握病情，亦未尝不可。”
他拿起一支体温计：“譬如此物，可精确测量体表之热。病人自觉发热，我手触亦觉灼手，若体温计显示三十九度，则更佐证其热势鸱张，可助我判断用药之轻重缓急。”他又拿起听诊器，“此物可聆听呼吸音、心音之细微变化，若闻及肺部罗音，则提示肺内有痰湿水饮，可与望诊之苔腻、切诊之滑脉相互参照。”
他再三强调：“然需谨记，慈工具所获之数据、所闻之声音，仅为‘参考’，是望闻问切之延伸与辅助，绝不可替代医者之整体辨证与独立思考！其价值，在于融入我之医道体系，而非凌驾其上。”
这种务实而不失根本的态度，使得体温计、听诊器这些昔日的“异端”之物，逐渐被多数教习和学子所接受。它们不再是挑战传统的象征，而是成为了博济医者工具箱里新的、有益的补充。
为了将这种融会贯通的思想系统化，周景弘亲自牵头，组织院内新旧两派的骨干力量，开始编撰一部名为《博济新编》的辅助教材。这部教材的编纂原则极具匠心：它不试图强行将中医理论与西医知识一一对应、牵强附会，而是采用一种“并行编纂，互为补充”的方式。
例如，在“痢疾”篇中，左侧页面详细阐述中医对痢疾的病因病机认识（湿热、寒湿、疫毒等），列出经典方剂如白头翁汤、葛根芩连汤的组成、方义和辨证要点；而右侧页面，则客观介绍西洋医学对细菌性痢疾的认识，展示显微镜下痢疾杆菌的形态，明其传播途径，并列出常用的卫生预防措施（如饮水消毒、粪便管理）。两者并列，不混为一谈，也不相互否定，任由学子自行比较、思考、汲取。
《博济新编》如同一位沉稳的智者，将古老的智慧与时代的新知并置于学子面前，它传递的是一种自信：真正的强大，无需排斥异己，亦无需曲意迎合，只需坦然呈现，自有慧心者能辨其优劣，融会贯通。
这种务实、开放、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如同给垂暮的学院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消息传出，竟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年轻人前来求学。他们大多家境尚可，读过一些新式书报，既仰慕中医的博大精深，又不愿与社会脱节，成为只知钻故纸堆的“老古董”。博济医学院这种不同于京城全盘西化、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纯粹守旧的独特路径，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学院里，出现了更多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面孔。他们在古柏下诵读《内经》，也会在研究所好奇地观察显微镜；他们熟练地使用体温计，也会在药圃里仔细辨识草药的性味归经。一种新的活力，在古老的院落中悄然滋生。
融会贯通之路，注定漫长而曲折，但博济医学院毕竟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在这新旧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年代，它似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独特的航向，于迷雾中，瞥见了一线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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