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每卦皆有六爻，各爻因所处时位、德性不同而属性各异，正如“三多凶，四多惧”。四爻为何多惧？先看其位置特性：四爻为上卦最下爻，紧邻象征“君位”的五爻，处于权力核心边缘，属“近君之位”。核心含义是因靠近君位，需时刻谨慎微，避免“功高震主”或越权风险，故常伴随忧惧心理。
本质原因在于，四爻虽已进入上卦，却仍属“人位”，需在“向上突破”与“向下稳固”间寻求平衡，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深渊，因此“多惧”。
我们重点分析萃卦九四爻。其爻辞为“大吉无咎”。九四居位不正，却上能与君主相聚，下能与民众相聚，本应存在咎害，唯有立下大功、获得大吉，方能免于过错。九四并无尊位，无尊位却能凝聚众心，下体群阴皆来萃聚于它，实则并非好事，极易招致咎害。若想无咎，必须达成大吉。《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四需得大吉方可无咎，为何对它要求如此严苛？只因九四位不当——以阳刚之质迫近君位。
1. 九四爻的处境：“萃”为聚集之意，此时九四上能亲近九五君主（得君臣之聚），下能联结下方阴爻（得民众之聚），“得上下之聚”本是好事；
2. 但九四“阳居阴位”（位置不正当），因此不能直接无咎，必须达到“大吉”，方能免于过错。
萃卦九四爻“位不当需靠大吉无咎”的思想，并非抽象理论，而是在历史中反复上演的权臣生存困境。春秋时期齐国陈恒与鲁国季氏的兴衰，便深刻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皆处于“得上下之聚”的优势处境，却因未能达成“大吉”，最终陷入咎害，印证了“无尊位聚众心易致祸”的核心逻辑。
齐国陈恒
陈恒家族田氏靠“斗进大斗出”的策略笼络民心，逐步掌控齐国经济命脉。到陈恒时，更是通过弑君政变（诛杀齐简公、拥立傀儡君主）、分裂国土（分封族人建立独立势力），实现了“得上下之聚”的权力掌控。但他的“聚”完全依赖权谋与暴力，既无实打实的“功业”（未推行利国利民政策，未增强齐国整体实力），更违背“道德”（打破君臣伦理，背负弑君骂名），完全不符合“大吉”的要求。
最终，田氏虽暂代齐国政权，却因缺乏合法根基与民心支撑，不仅被司马迁斥为“乱臣贼子”，其后代也因内部矛盾与国力衰落，未能守住江山，完美印证了九四爻“无大吉必致咎”的警示。
鲁国季氏
季氏与孟孙氏、叔孙氏并称“三桓”，三代执掌鲁国国政，上能左右君主（废黜鲁昭公、拥立傀儡），下能掌控民间（民众“只知季氏不知君主”），同样处于“得上下之聚”的地位。但季氏的“聚势”始终围绕家族私利，既无长远“功业”（未推行利于鲁国发展的改革，仅靠权谋维持统治），又公然僭越“道德”（违背周礼，用子规格的“八佾舞于庭”，封地城墙高度超越都城），未能达成“大吉”。
这种“位不当却无大吉”的状态，最终让季氏陷入多重危机：丧失道义支持（遭诸侯侧目非议）、因内耗不断削弱（家族内部为争权兵戎相见）、随鲁国国力衰退而崩塌（鲁国被楚国攻灭时，季氏同步消亡），再次证明九四爻“唯有大吉可无咎”的必然性。
萃卦九四爻的核心逻辑，并非只适用于古代权臣，对现代人同样具有深刻警示意义。
比如某地级市住建局原副局长李某，分管城市更新项目审批。他业务能力强、熟悉政策，不仅常被市长直接召见对接工作（得“君臣之聚”），还因能快速解决企业难题，被本地房企私下称为“李当家”（得“民众之聚”）。但李某逐渐忘乎所以：在项目评审会上，多次直接否定局长提出的方案，理由是“不符合实际落地需求”；甚至绕过局长，直接带着房企负责人向市长汇报项目细节，美其名曰“提高效率”。此外，他还利用审批权收受房企购物卡、接受宴请，认为“自己帮企业办成事，收点好处理所当然”。最终，局长收集其越权汇报、违规收受礼品的证据，向上级纪检部门反映，李某不仅被调离住建局，还因违纪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彻底断送了晋升之路。
李某作为副职，虽有能力、得上下认可，却既失“道德”底线，又忘“本分”边界，未达“大吉”要求，最终“得咎”，正是“无大吉必致祸”的典型案例。
再如某快消品公司原营销副总老赵，是公司的“开国元勋”。早年他跟着董事长打下，一手搭建起全国销售网络，手下的区域经理几乎都由他提拔，团队凝聚力极强，连续五年带领营销部完成业绩目标，一度被员工私下称为“公司二把手”。但随着权力与威望攀升，老赵的“越界”行为愈发明显：开会时，孙总提出“收缩线下渠道、发力线上”的战略，老赵当场反驳“线下是根本，线上投入大、见效慢”，还让手下区域经理集体表态支持自己，搞得孙总下不来台；更严重的是，一次与重要经销商谈判时，老赵绕过孙总，直接以“公司最终决策”的名义答应经销商的返点要求，事后才告知孙总，理由是“怕夜长梦多，耽误合作”。孙总虽认可老赵的业绩，却无法容忍其越权与“功高震主”：先是以“优化管理”为由，将老赵手下的核心区域经理调往其他部门，拆分其掌控的销售团队；再成立“线上营销部”，将原属老赵管辖的线上业务剥离，由自己直接分管；最后在年度会议上，明升暗降将老赵调任“战略顾问”，无实际管理权限。曾经风光无限的“营销一哥”，最终成了无兵可调的“空架子”，不到半年便主动离职。
这个故事明，老赵作为副总，虽有业绩、能聚人心，却违背“臣节”，只重“立功”而忽视“守序”，未达“大吉”的完整要求，最终失去权力，正是九四爻“需大吉方可无咎”的反面例证。若老赵能在立功的同时，尊重孙总的决策权、不越界行事，便能达成“大吉”，避免“得咎”。
萃聚之时，大臣的难处，本质是“位不当者得上下之聚”后的风险平衡问题。无论是古代的陈恒、季氏，还是现代的官场副职李某、企业副总老赵，都证明了同一道理：身处“近君之位”、手握“聚众之力”时，唯有以“道德”守底线、以“本分”明边界，达成“大吉”，才能规避风险、行稳致远；若只顾聚势、忽视“大吉”，终将如无根之木，难逃“得咎”的命运。这既是对《周易》古老智慧的现代印证，也是对所影居大臣之位”者的深刻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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