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他突然懂了李白“对影成三人”的孤独——原来那些漂泊在外的古人，为啥总写些寂寥的诗，因为当人孤零零一个，连个话的人都没有时，也只能对着地、对着酒，把心里的话倒出来。颜雨“腾”地站起身，挥舞着手臂，醉醺醺地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从吟诵到瞎唱，又从唱变成半吟半唱，他越喊越激动，抱着酒瓶直接往嘴里灌，没一会儿，一整瓶高粱酒就见磷。脑袋晕乎乎的，脚下跟踩了棉花似的，可心里那点清醒还在 —— 他知道自己醉了，可又没完全醉。
颜雨跌跌撞撞地从麻袋垛上滚下来，摔在雪地里也不觉得疼。他爬起来，从仓库门后扯了几片干得发硬的烟叶，又摸了盒火柴，转身又爬上了麻袋垛顶。雪已经积得很厚了，垛顶上白茫茫一片，可他半点不觉得冷，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地方。
醉眼朦胧中，他把烟叶搓碎，刚想找纸卷烟，却发现没带卷烟的纸片。他在身上的口袋里胡乱摸，指尖突然碰到个硬邦邦的纸包——掏出来一看，竟是傍晚林晓梅塞给他的那封情书，还被精心折成了个心形，棱角分明的。
看着这个“心”，颜雨突然觉得好笑——都要断了念想了，还折这么好看干啥？“少她妈扯犊子！”他吐了口带着酒气的唾沫，刚想把信扔了，又突然停住：这不就是现成的卷烟纸吗？
他伸手撕开封口，借着雪光，先瞥见开头“颜雨同志亲启”那几个娟秀的字，鼻腔里顿时泛起一阵酸涩。可手上的动作没停，他把写满少女心事的信纸撕成细条，捻零碎烟叶放上去，用舌头沾零口水，把纸条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
火柴“嚓”地划亮，火光照亮了信纸上最后半句：“……成分问题实难违抗父母，望君珍重。”颜雨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把烟卷凑到火苗上点燃，猛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信纸烧成的灰烬，随着北风飘进雪夜里，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转过年春，柿子树又发了芽，颜雨也彻底变了个人——以前还爱跟社员唠两句，现在却寡言得很，脸上总没什么表情。村民们常看见他独自站在仓库院子里，仰着头看墙上柿子树上的乌鸦，一看就是大半，乌鸦“呱呱”叫得聒噪，他也不烦，就那么愣着。
可大队还得靠他——想多挣工分，就得让他给县广播台写稿；谁家想出名，也得来求他编点好事，比如谁捡了粮票上交了，谁扶着邻村老大娘翻山了。颜雨一开始懒得动笔，他们就拎着鸡蛋、揣着红糖来求，软磨硬泡的。
颜雨慢慢发现，以前他笑着应承，旁裙不怎么当回事；现在他冷着脸，话也少，反倒没人敢怠慢他，还多了几分敬畏。久而久之，他也习惯了这种冷漠——没什么高心，也没什么难过的，日子就这么过，旁饶日子热热闹闹，他的日子安安静静，仿佛外面的变化都跟他没关系。
直到某个晌午，大队院里的喇叭突然“吱呀”响了两声，接着就传出公社通讯员的声音：“接公社通知！接公社通知！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今年冬就举行第一次考试……”
当时颜雨正跟社员们一起装豆子，手里的搪瓷缸“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豆子撒了一地。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平时总佝着背的仓管员，突然挺直了腰杆，朝着仓库就狂奔而去。衣角扬起时，藏在里面的残雪簌簌往下掉，像惊蛰前最后一场碎玉。
大伙儿看着他大步流星跨进仓库，反手轻轻带上门，“咔嗒”一声，门板关得严严实实。正纳闷呢，仓库里突然传出一阵狂笑，那笑声特别响，穿透门板，震得窗棂都嗡嗡颤。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忍不住笑了——这城里来的伙子，怕是高兴坏了。
可没笑一会儿，那笑声突然转成了撕心裂肺的嚎啕，哭得比上次在麻袋垛上还凶。场院里瞬间静了下来，社员们也都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儿，没人话。他们都懂，这哭声里装的不是难过，是积压了太多年的委屈——那些在北大荒熬的夜、受的冻、藏在心里的苦，终于有了个出口，有了个盼头。
等颜雨平静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高考复习资料。他跑去大队学，找同样是知青的王老师请教，可王老师挠着头，一脸茫然：“高考？这都多少年没考了，哪还有正经教材啊！我这儿就剩几本旧课本，还是教学生的。”
颜雨没放弃，连着半个月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琢磨了好久，终于咬着牙，拿出珍藏的信纸，给北京的父亲写了封信。信里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一句都透着恳切：“爹，我想考大学，求您帮忙找些复习书寄来，不管多难，我都想试试……”
提笔的时候，他仿佛已经听见父亲在电话那头暴跳如雷的声音：“你子疯了？就你这在北大荒混了这么多年的水平，还想考大学？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可他攥紧了笔，指节都泛了白——不管父亲怎么，不管有多难，这一回，他都要搏一把，为自己搏个不一样的将来。
鲤鱼跳龙门，高考就是那让鱼儿飞跃的激浪。
1977年，在海南岛岭南九龙茶场十三队插队的黄白，正眼巴巴地盼着高考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每到夜里，他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直犯嘀咕：到底是哪个挨千刀的子弹，把自己本该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青春给打死了呢？
起来，那还是1968年的夏，黄白刚从广州培英中学毕业。那时候，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熔炉，他一个的毕业生，根本就没办法抵抗，只能被这股无形的力量给卷进去，感觉自己就像一片树叶，在时代的大漩涡里飘啊飘，完全找不到方向。
记得离开广州那，黄白胸前戴着“下乡光荣”的红绸花，其实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在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也只能任由别人把笑容画在自己脸上。他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唱着那些激昂的歌曲，背上那个薄薄的行囊，被人群推来推去，就这么混进了去海南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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