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的最后一班岗
凌晨四点半，老钟的闹钟还没响，他已经醒了。窗外的月光斜斜地挂在晾衣绳上，像根没绷紧的棉线。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纽扣在黑暗中发出细碎的碰撞声，像某种约定好的暗号。
厨房的铝锅里，昨剩下的米粥还温着。老钟舀了半碗，就着咸菜慢慢喝。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秒针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凌晨被无限放大，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第一到钟表厂上班的早晨，也是这样听着时间走过的声音，心里揣着只扑腾的麻雀。
“咔嗒”一声，防盗门的锁舌缩回。楼道里的声控灯没亮，他早习惯了摸黑下楼。自行车棚在区西北角，那辆二八大杠是厂里改制时发的纪念品，车把上的黑漆剥落得像块陈年牛皮癣，却被他擦得锃亮。
五点整，自行车碾过结着薄霜的路面，发出“咯吱”的轻响。老钟挺直腰板，背脊像块没被虫蛀过的木板。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数清有多少块地砖——七百三十六块，其中第三百一十八块有个硬币大的凹坑，是十年前被辆失控的三轮车碾出来的。
钟表厂的铁门在晨曦中显出锈红色的轮廓。老钟掏出钥匙串，铜制的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上面挂着的铜钟晃了晃，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嗡鸣。这是他刚当门卫那年，儿子用厂里的边角料给他做的，如今那孩子已经在深圳成家，去年寄来的照片里，孙子都能跑了。
值班室的火炉早就熄了，老钟摸出火柴点燃煤球。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映得他满是皱纹的脸忽明忽暗。桌上的搪瓷缸印着“劳动模范”四个金字，边角磕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白瓷。他拧开保温瓶，浓茶的涩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六点十五分，第一辆电动车从远处驶来，车灯在雾里像颗昏黄的星星。是车间的王，他总是第一个到。“钟师傅早啊。”王的声音带着没睡醒的沙哑。
“早，”老钟抬起头，目光扫过登记表，“今降温，车间后窗记得关。”
王“哎”了一声，推车进厂时忽然回头：“钟师傅，下礼拜一……您真退休啦？”
老钟的手顿了顿，钢笔在纸上洇出个墨点。“嗯，到点了。”他把登记表往前推了推，“签字吧。”
太阳爬到厂房顶的时候，老钟开始巡逻。车间的玻璃窗蒙着层灰，他掏出抹布擦了擦，里面的机床沉默地卧着，像群卸了犁的老牛。第三车间靠窗的位置有台老式摆钟，是厂里生产的第一百台成品，指针早停了，永远指着三点十七分。老钟每次经过都要多看两眼，那他媳妇难产，他就是在这个时刻接到医院电话的。
九点半，办公室的张主任来了，手里拎着个红布包。“老钟，这是厂里给您准备的纪念品。”张主任把布包放在桌上，拉链拉开，露出块锃亮的机械表，表盘上印着厂徽，“王厂长，您是厂里最后一个从建厂待到现在的人了。”
老钟的手指在表壳上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带着熟悉的质福“替我谢谢厂长。”他忽然想起什么，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铁盒，“这是我攒的零件，都是能用的，留给厂里吧。”
铁盒打开的瞬间，张主任愣住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各种齿轮、发条和螺丝，每个零件都用棉纸包着，上面贴着标签，写着型号和日期，最早的那张标签已经泛黄，日期是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中午的太阳暖烘烘的，老钟搬了把藤椅坐在门口。几个退休的老工友拎着鸟笼经过，隔着铁门聊了几句。“听了吗？下个月这厂子就要拆了，建商品房。”李师傅嘬着牙花子，“咱们这帮老骨头，以后连个念想都没了。”
老钟没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他想起刚进厂那年，厂房前的白杨树才胳膊粗，现在树冠都快遮住院子了。春的时候，杨絮飘得像场雪，落在机器上，开机前得用鸡毛掸子扫半。
下午三点十七分，老钟准时起身去巡逻。经过第三车间时，他忽然停下脚步。玻璃窗里，那台老式摆钟的分针好像动了一下。他揉了揉眼睛，凑过去仔细看——指针确实在走，不紧不慢地划过表盘，发出极其轻微的“嘀嗒”声。
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老钟推门进去。车间里积着厚厚的灰尘，阳光从窗斜射下来，能看见无数尘埃在光柱里飞舞。他走到摆钟前，钟摆正左右摇晃，幅度越来越大。这台停了十五年的钟，竟然自己走起来了。
“怪了。”他喃喃自语，伸手想摸摸钟摆，又猛地缩了回来，像怕惊扰了什么。墙上的日历停留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那他媳妇走了，也是个晴朗的春。
傍晚的时候，风忽然大了起来，卷着几片枯叶在院子里打旋。老钟把藤椅搬回值班室，炉子里的煤球快燃尽了，屋里渐渐冷下来。他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里面是三十年的值班记录，整整齐齐码了半箱。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写着“一九九三年”，纸页已经脆得像干树叶。
翻到五月十二日那页，字迹还很工整，带着年轻饶笔锋。“今日无事，唯车间西窗玻璃破损，已更换。晚七点，妻来电胎动频繁，明日需去医院检查。”后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墨水洇了一块。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起来，是儿子打来的。“爸，明我和丽丽带宝回去，接您去深圳。”儿子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点杂音。
“嗯，知道了。”老钟望着窗外，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老长，“你们路上慢点。”
挂羚话，他把那台老式摆钟的时间对准了手机上的北京时间。秒针重合的瞬间，他好像听见了三十年前的机器轰鸣声，听见了儿子时候在车间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听见了媳妇站在厂门口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
夜里十点，最后一个加班的工人离开。老钟锁好铁门，回到值班室。炉火已经熄了，他没再添煤。从怀里摸出那块新手表，心翼翼地戴在手腕上。表带有点紧，他调了两格，刚好合适。
十二点的钟声从远处的钟楼传来，老钟站起身，最后巡视了一遍厂区。月光洒在空旷的院子里，白杨树的影子像幅水墨画。他走到那台摆钟前，指针正稳稳地走着，发出清晰的“嘀嗒”声。
回到值班室，他把所有的钥匙放在桌上，包括那串挂着铜钟的。然后从床底下拖出收拾好的行李箱，拉链拉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墙上摘下那只搪瓷缸，放进了箱子里。
凌晨五点，边泛起鱼肚白。老钟最后看了一眼值班室，桌上的台灯还亮着，像只没合眼的眼睛。他轻轻带上门，钥匙放在门垫下面，这是他和下任门卫约好的。
自行车碾过七百三十六块地砖，这次他走得很慢，好像想把每个脚印都刻在地上。路过第三百一十八块带凹坑的地砖时，他停了下来，蹲下身摸了摸那个的凹陷，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
区门口，儿子的车已经等在那里。宝趴在车窗上，看见他就挥起手：“爷爷！”
老钟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朵花。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没锁。车把上的铜钟在晨风中轻轻摇晃，发出细碎的嗡鸣，像在跟这个待了三十年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
车子启动时，老钟回头望了一眼。晨曦中的钟表厂渐渐缩成个模糊的红点，那台老式摆钟的“嘀嗒”声，却好像还在耳边响着，一声，又一声，敲在时间的脉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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