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策用大白话写就的新政布告，在南门城墙下贴了三日，竟成了睢阳最热闹的景致。每日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有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听完了，大家伙儿站在墙根下讨论，笑声、赞叹声此起彼伏。
“这布告写得真好！跟拉家常似的，一听就明白！”
“可不是嘛！以前官府贴的那些，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它，看了也是白看！”
“龙太守是真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这些话传到太守府，龙策听了，心里却没多少轻松。他知道，一张布告管用，不代表所有公文都能让百姓明白。府里积压的文书，从徭役征派到粮税收缴，哪一份不是写得弯弯绕绕？难怪百姓总“官府的门难进，官府的话难懂”。
“不行，得改。” 龙策把刘晔和府里的文书官都叫到书房，开门见山，“从今起，官府所有公文，不管是布告、告示，还是给百姓的通知，一律用大白话写。不准用典故，不准用生僻字，不准之乎者也，就得让街头卖材大妈、拉车的大爷，一眼就能看明白。”
这话一出，书房里顿时鸦雀无声。
文书官们面面相觑，脸色都有些难看。他们大多是科举出身，十年寒窗，学的就是“之乎者也”，写的就是骈四俪六，突然让他们用“大白话”写公文，这不是逼着他们“自降身价”吗？
一个戴眼镜的老文书（姓周，人称周夫子），忍不住站出来，拱手道：“太守大人，万万不可啊！公文乃朝廷政令，当庄重典雅，以显威仪。若改用大白话，未免太过粗俗，恐被四方耻笑，我睢阳官府无文墨之风。”
另一个年轻些的文书也附和：“周夫子得是。‘文以载道’，公文不仅是传达命令，更是教化百姓的载体，怎能流于市井之语？”
刘晔虽支持龙策的新政，却也有些犹豫：“太守，他们的……也有几分道理。太过直白，怕是……”
“道理？” 龙策看着他们，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什么是道理？能让百姓看懂、能让政令通孝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才是最大的道理！”
他走到周夫子面前，拿起桌上一份刚拟好的《关于秋季徭役征派的告示》，指着上面的句子：“‘秋汛将至，需征民夫葺堤，凡丁男者，旬月为期，役满赏粟二斗’。你觉得街头的王老汉能看懂‘葺堤’是啥意思？‘旬月为期’是多少？他只关心‘修河堤要不要我去？去多久？给多少粮？’”
周夫子涨红了脸：“这……这是约定俗成的法，稍通文墨者皆能领会……”
“可百姓大多不通文墨！” 龙策提高了声音，“我们办新政，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稍通文墨者’！他们看不懂，政令就推不下去，徭役征不齐，河堤修不好，秋汛来了淹了庄稼，谁来负责？是你，还是我？”
一连串的质问，让周夫子哑口无言，低下头不敢再辩。
“至于‘威仪’‘教化’，” 龙策的目光扫过众人，“百姓信你，不是因为你写得有多文雅，是因为你的话算数，办的事靠谱。一张百姓看不懂的告示，写得再漂亮，也只是废纸一张，何来威仪？不能让百姓明白好处的‘教化’，那是瞎糊弄！”
他将那份告示扔回桌上：“重写！就‘秋洪水要来了，得修河堤。家里有壮丁的，都得来帮忙，干十，管饭，干完了给两斗米。谁要是偷懒不来，耽误了修堤，淹了庄稼，谁就得负责’。这样写，王老汉能看懂吗？”
书房里静悄悄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文书官们你看我，我看你，虽仍觉得别扭，却没人再敢反对——太守的，句句在理。
“刘先生，” 龙策转向刘晔，“你牵头，盯着他们改。所有公文，写完后先让府里的杂役、丫鬟看看，他们看不懂，就重写，直到他们看懂为止。”
“是。” 刘晔点头应下，看着龙策的目光，多了几分敬佩。
接下来的日子，太守府的文书房，成了睢阳最热闹的地方。
周夫子写的《关于六艺传习所招生的补充通知》，初稿里还影凡年十五以下，质聪慧者，皆可投名”，被杂役李大叔一句“‘质聪慧’是啥？是不是傻子不能去？”问得面红耳赤，改写成“十五岁以下的子姑娘，不管机灵不机灵，想上学的都能来”。
年轻文书写的《关于禁止囤积居奇的告示》，原本写着“禁豪商积粟，违者没入官”，被烧火的张大妈反问“‘没入官’是啥意思？抄家吗？”，赶紧改成“不准富商囤粮食不卖，谁敢不听话，官府就把他的粮食没收，分给大伙”。
龙策每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抽查几份公文。看到写得依旧文绉绉的，就当场打回去，拿起笔亲自改。
“‘商贾需按月完税，不得隐匿’，改成‘做生意的，每个月都得交 taxes（此处可用“税银”），不准藏着掖着不交，被查到了重罚’。”
“‘若有盗匪滋事，百姓可鸣锣报官’，改成‘有坏确乱，大家赶紧敲锣喊人，报官抓他’。”
他改得认真，偶尔还会问旁边的丫鬟：“这样，你听得懂不？” 丫鬟点头，他才满意。
文书官们起初叫苦不迭，觉得太守简直是“斯文扫地”，但写着写着，竟也渐渐摸到了门道。周夫子甚至发现，用大白话写公文，虽然少了些“文采”，却多了些“力量”——话明白了，百姓的疑问就少了，官府解释的功夫也省了。
半个月后，第一批“大白话”公文贴满了睢阳的大街巷。
《关于冬季救济粮发放的通知》：“冷了，家里没粮的穷人家，带着户口本（可用“户籍文书”）去府衙门口登记，每能领两升米，直到开春。”
《关于女子夜校增设缝纫课的告示》：“夜校要教姐妹们做衣裳了，有针线活好的大婶，愿意来当老师的，去启明堂找玉夫人，管饭，每月给五百文工钱。”
《关于严查偷盗的通告》：“最近有偷偷东西，官府已经加派人手巡逻。谁要是抓住偷，扭送官府，赏二十文钱。谁要是窝藏偷，一起坐牢。”
这些公文一贴出来，效果立竿见影。
百姓们围在布告前，再也不用等着识字的人念，自己就能连蒙带猜看个大概，遇到不懂的词，旁边总有人能解释——“户籍文书就是你家那本写着名字的本子”“启明堂就是花先生和玉夫人开的那个女子学堂”。
登记救济粮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没人插队，因为大家都看懂了“带户籍文书”“每两升米”；报名缝纫课老师的大婶挤破了启明堂的门，因为她们明白“管饭还能挣钱”；街头的巡逻队刚一出现，就有百姓主动上前：“官爷，昨东边巷子有偷，我看见了……”
甚至有外地来的商人，看到睢阳的公文，都忍不住赞叹：“睢阳的官府真有意思，话跟咱老百姓似的，透着实在！”
太守府里，刘晔拿着一份统计报表，笑着对龙策：“太守，您看，这半个月，百姓来府里询问公文内容的，比以前少了七成；报官处理的纠纷，多了三成——都是主动举报坏人坏事的。”
龙策看着报表，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走到窗边，看着街上百姓对着布告指指点点，脸上带着了然的笑意，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传世佳作”，而是这街头巷尾的“恍然大悟”；他追求的“新篇章”，也从来不是靠笔墨堆砌的浮华，而是官府与百姓之间，这实实在在的理解与信任。
周夫子拿着一份刚写好的《关于春耕农具补贴的告示》，犹豫着走进来，递给龙策：“太守，您看看这份……这样写，行吗？”
告示上写着：“开春要种地了，买锄头、犁耙的，去义民商号登记，官府给补一半钱，让大家买得起好农具，多打粮食。”
龙策看完，笑道：“写得好！这样写，百姓肯定明白。周夫子，看来你已经开窍了。”
周夫子老脸一红，难得地没有反驳，只是拱了拱手：“太守得是，能让百姓明白的，就是好文章。”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那些字迹朴实的公文上，也照在龙策与周夫子脸上。一个守旧的老儒，一个革新的太守，在“大白话”的桥梁上，找到了难得的共识。
睢阳的“新篇章”，就在这一句句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里，在百姓们看得懂、信得过的公文里，悄然铺展。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没有恪守古老的教条，却开创了一种更贴近民心的治理方式。
当官府的声音，真正变成了百姓能听懂的语言，这座城池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始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和谐。这，便是龙策想要的“新篇章”——一个属于所有饶，清晰、明白、充满希望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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