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连这些都不信，那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人？”
“若连百姓耳闻目见的真实都不可凭信，无法解惑，不妨回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看看他们如何对待鬼神。”
“当年周武王伐纣克殷，分封诸侯之时，特命各邦掌管神祀：同姓者得以立庙祭祖，异姓者则祀其境山川。”
“此举分明是因武王深信鬼神确实存在，方能如此安排祭祀之权。
若鬼神虚妄，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分授祭礼？”
“不仅武王如此，古之圣王凡行赏，必于祖庙举行；凡施刑罚，必于社庙执校”
“为何要在祖庙行赏？只为向先祖禀告赏赐之公允；为何要在社庙行刑？只为昭示判决之无私。”
“虞、夏、商、周四代圣君，无不如此敬奉鬼神。”
“他们坚信鬼神长存，因而虔诚侍奉，礼遇甚厚。
又恐后世遗忘此理，于是刻于竹简，书于帛卷，代代相传，以遗子孙。”
又忧虑这些典籍会被侵蚀、蛀虫啃咬而失传，后人无从知晓与传颂，便再次将其雕绘于器皿之上，铭刻于钟鼎碑石之间，以彰显其珍贵。
又或者担忧后人不敬不畏，难以获得福佑，因此先王与圣贤即便在一尺绢帛、一简片牍之中，也反复提及鬼神之事，谆谆告诫，再三申明。
至于《诗经》中的《大雅》，以及《周书》《商书》《夏书》等文献，也都屡次记述鬼神之迹！
这究竟是为何？
正因为圣贤之人欲以此警示世人：鬼神确然存在，绝非虚妄，切不可当作无物！
既有历代圣王的遗训、竹简帛书的记载、金石铭文的留存，又有众人亲见亲闻的实例为证，如此众多凭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鬼神真实不虚吗？
既然鬼神确实存在，那么墨家主张“明鬼”，提倡尊崇鬼神，不可轻慢无视，又有何错之有？
正因如此，墨家对那冥冥之中无形无相、不可捉摸的命运宿命论，持否定态度；
而对于那些确有征兆、可感可见的鬼神现象，则坚信其存。
这两者之间，何来冲突？岂会自相矛盾？！
话音落下，相里季目光灼灼地望向太子扶苏，这是源自墨子本饶深刻辩答，是他心中最坚定的答案！
当空中的“相里季”讲出这番关于鬼神实存的言论时，无论是秦始皇嬴政，还是朝中群臣，抑或在场诸子百家的博士们，都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
此时此刻，正是鬼神信仰深入人心的时代！
即便是功盖三皇、德超五帝，扫平六国、一统下的千古第一帝——始皇嬴政，对于鬼神之事也同样深信不疑。
甚至可以，在整个下，再没有人比他更笃信鬼神的存在。
之所以如此，并非盲目迷信，而是因嬴政心中怀有一个执念——借鬼神之力，求长生不死。
正因这份强烈的渴望，使得他屡屡被方士所趁。
譬如徐福，多次以寻仙药为名骗取信任，最终竟携千余名童男童女，带着大量财宝扬帆出海，从此杳无音讯。
又如侯生、卢生之流，同样假托通神之道，迎合帝王所求，骗取赏赐无数。
待到嬴政察觉受骗，二人早已卷财潜逃。
若仅止于此，或许风波也就渐渐平息。
可偏偏卢生临走之际，还公然讥讽，嬴政暴虐嗜杀，不堪授以仙道。
此言传入耳中，嬴政怒不可遏，当即命御史彻查咸阳城内的方术之士。
审讯之下，发现不少人散布荒诞言论，妖言惑众。
盛怒之下，嬴政下令处死四百六十余人，其余违禁者则流放边地，以儆效尤。
若事至此结束，也不过是一场惩戒骗局的举措。
然而公子扶苏却在此时进言劝阻，言及“诸生皆诵孔子之书”。
就因这一句，后世纷纷将此事附会为“坑儒”之举。
至孔子第十代孙，更在《尚书》注解中直言：始皇毁弃古籍，焚书坑儒，致使下学子四散奔逃。
自此，“焚书坑儒”成了铁案，也成为秦政残苛的象征之一。
但细究史料原文，只见“诸生”二字，并无“儒生”明文。
《文解字》有云：“儒”，柔也，乃术士之称谓。
方士亦属术士一类，二者本同源共流。
且儒家与方士皆起于齐地，彼此交融，名称互通，极可能当时所谓“诸生”，原就涵盖儒者与术士。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从未有任何一部流传下来的史书提及秦始皇嬴政曾坑杀儒生一事。
比如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所着的《春秋繁露》，这两部着作都成书于《史记》之前，且作者生活的年代也早于司马迁。
前者推崇道家思想至极，后者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核心人物。
若真有秦始皇大规模坑害儒者的暴行，这样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儒家正统代表——难道会刻意回避、替前朝帝王掩饰恶行吗？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更何况，在汉代初期，批判秦政几乎成了一种主流风气，贬低秦朝不仅不会惹祸，反而能赢得赞誉。
若是此事属实，刘安与董仲舒岂会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斥责秦皇的残暴？可偏偏他们在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除了嬴政之外，还有谁对方士神仙之极为痴迷？
那便是常与他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刘彻。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刘彻沉迷求仙问道、宠信方士最为炽热的时期。
作为一位以“述往昔而思来者”为己任的史官，借古喻今本就是他的职责所在。
而早在西汉初年的《苑·反质》中，就已记载了秦始皇因受方士欺骗而怒杀术士的故事，情节完整，甚至还有后续：方士侯生被捕后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始皇执迷不悟，言辞慷慨激昂，竟得嬴政幡然醒悟，最终将其释放。
这类故事显然出自当时方士之手，目的不过是美化自身形象，用以游权贵、谋取富贵罢了。
但司马迁可能截取了其中前半段内容，并略作改动，意在借秦时旧事劝诫当下君主，提醒汉武帝警惕方士骗局，莫重蹈覆辙。
最初，这件事只是“坑术士”，并无牵涉儒生。
然而随着西汉中期儒家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独尊儒术”成为国策之后，一批经学之士为了抬高儒门声望，试图将儒学推向神圣化、宗教化的高度，便开始悄然改写这段历史。
他们把原本针对方士的行为，逐步替换成了针对儒者的迫害，将“坑术士”演变为“坑儒”。
起初没有具体地点，后来便定在了骊山南麓的山谷之中；
起初时间模糊，后来明确是冬日行刑；
起初记载简略，渐渐发展出详细的叙述，添加更多悲情色彩和阴谋元素；
起初是活埋，后来又添油加醋，先以弓弩射杀，再填土掩埋……
如果这真是一桩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为何需要经历如此漫长的加工与重塑？
反观同样着名的“焚书”事件，从《奏事》中的原始记录开始，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皆清晰可考，从未有过反复修订或层层附加的情节演变。
因此后人对“焚书”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争议。
唯独“坑儒”一事，越是深入探究，疑点越多。
或许嬴政确实下令处死过一批人，但他们究竟是专事炼丹求仙的术士，还是研习六经的儒者，抑或是两者混杂，至今难以断定。
正因如此，“坑儒”是否真实发生，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
但从这一事件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可以看出，后世儒家有意借此强化自身的道德正当性——将儒家典籍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典，将儒者描绘成坚守信念、甘愿赴死的殉道者，从而为儒学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铺路。
不过，无论后人如何评，此时此刻的秦始皇嬴政，对于鬼神之事依旧深信不疑，甚至比以往更加笃信。
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幕。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在他看来，正是神明存在的铁证。
倘若世间并无鬼神，哪来的这种超越凡俗、违背常理的现象出现在苍穹之上？
不论那幕是仙是怪，是灵是魅，它都绝非人间所能解释的存在。
而在那个时代，所有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物，都被归于一个统称——鬼神。
对秦王嬴政而言，鬼神并非虚妄之物。
那际高悬的幕，或许便是某种“幕之灵”的显现！
只是眼下他尚未掌握与这神秘存在沟通的途径，也还未寻得能通达蠢的方士。
但这并无大碍，毕竟他执掌下权柄，只要那幕依旧悬挂于苍穹之上，希望便不会断绝。
他一面治理帝国，推动大秦走向更昌盛的明；一面持续探寻接近“幕之灵”的方式，广纳奇人异士，访求真正具备通灵之能的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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