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河平元年至二年：诸事繁杂的西汉风云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
春，杜钦向王凤推荐了犍为人王延世，让他去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王凤就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用长四丈、周长九围的竹笼，装满石头，用两艘船夹着越决口处投放。经过三十六，河堤终于修成了。三月，汉成帝下诏，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还赏了一百斤黄金。
夏四月己亥日是月末，发生了日食。汉成帝下诏让公卿百官自己的过失，不要有所隐瞒。同时大赦下。光禄大夫刘向回答：“四月和五月交接的时候发生日食，月份和汉惠帝时相同，日期和汉昭帝时一样，这种象预示恐怕会对皇位继承人不利。”当时许皇后独得汉成帝的宠爱，后宫其他女子很难有机会见到皇帝，朝廷内外都担心汉成帝没有继承人，所以杜钦、谷永还有刘向的回答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汉成帝于是减少了皇后椒房殿和后宫掖廷的开支，皇后服饰、车马以及各官署为其制造的物品，还有赏赐给外戚、群臣妻妾的财物，都按照竟宁年间以前的旧例来办。许皇后上疏为自己辩解，：“时代不同，制度也应该有所变化，取长补短，只要不超出汉朝的制度就行，细微之处不一定非得相同。比如竟宁年之前和黄龙年之前，难道能完全一样吗？下面办事的官员不懂这个道理，现在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诏令，就让我连动手做点事都不校要是我想做个屏风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以前没有这种先例。’要是得不到，就一定会拿诏书来约束我。这实在行不通，希望陛下能明察！按照旧例，用一头牛祭祀祖父母，我的祖父戴侯、父亲敬侯都曾蒙恩用太牢祭祀，现在也应该按照旧例来，希望陛下可怜可怜我！现在官员刚刚接到诏令宣读记录，就直接预先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以后我就不能像以前在自己府里那样有所取用了。他们一开始就想这样约束我，我担心这样做不合情理。希望陛下能深入考虑啊！”汉成帝就拿谷永、刘向所的灾异的根源都在后宫的意思来回复她，并且：“官员是按照法律办事，这又有什么过错呢！矫枉往往会过正，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而且节省钱财，用一头牛祭祀，这对于皇后来，是为了帮助您提升品德美誉，增添荣耀。要是灾祸的根源不消除，灾异就会接连不断，祖宗恐怕都不能享受祭祀，还谈什么您的祖父戴侯呢！经传上不是：‘因为节俭而犯错的人很少’，皇后您是想追求奢侈吗？那我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要是那样的话，甘泉宫、建章宫就又可以恢复往日的奢华了。孝文皇帝是我的榜样。皇太后和皇后都有成法可依。假如太后在那时不称职，现在却受到厚待，您又怎么能超越呢！皇后您应该用心秉持道德，以谦逊节俭为首要，给其他嫔妃做出表率，让她们有所效法！”
给事中平陵人平当进言：“太上皇是汉朝的始祖，废除他的寝庙园，这是不对的。”汉成帝因为自己没有继承人，就采纳了平当的建议。秋九月，恢复了太上皇的寝庙园。
汉成帝下诏：“现在死刑的条文有一千多条，法律条令繁杂，有一百多万字；各种特殊的请求和比附的案例，日益增多。就算是熟悉法律的人都搞不清楚头绪，想要让普通百姓明白，不是更难吗！这样来约束下百姓，让无辜的人丧命，难道不可悲吗！大家讨论一下，看看哪些死刑可以减少，哪些法律条文可以废除或者简化，要让法律清晰易懂，然后逐条上奏！”当时有关部门没能广泛宣传汉成帝的旨意，只是挑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列举几条来敷衍诏令而已。
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来进献贡品，准备在正月朝拜汉成帝。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
春，伊邪莫演完成使命要回去的时候，自己想投降汉朝，还：“如果不接受我投降，我就自杀，绝对不敢再回匈奴。”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汉成帝让公卿大臣们商议。有些大臣：“应该按照旧例，接受他投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却认为：“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多次侵犯边境，所以才设立很高的爵位和丰厚的赏赐来对待投降的人。现在单于已经向汉朝称臣，成为北方的藩属，还派使者来朝贺，没有二心。汉朝对待他们，应该和以往不同。现在既然已经接受隶于的朝贡，却又接纳他逃亡的臣子，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却失去了一个国家的人心，收留有罪的臣子，却断绝了仰慕正义的君主的忠心。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归附汉朝，还不知道这样做的利害关系，私下派伊邪莫演假装投降来试探吉凶，我们接受了，就会损害道德，打击善行，让单于疏远我们，不再亲近边境的官吏；或者这是匈奴设的反间计，想借此挑起事端，我们接受了，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让他们有理由指责我们。这实在是边境安危的关键，军事行动的起始，不能不慎重啊。不如不接受投降，以彰显我们如日月般的诚信，抑制欺诈的阴谋，安抚单于归附亲近的心意，这样才合适！”他们把这些意见上奏后，汉成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派中郎将王舜去询问伊邪莫演投降的情况，伊邪莫演：“我生病了，发狂乱的。”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他回到匈奴后，官位照旧，匈奴单于也不让他见汉朝的使者。
夏四月，楚国下起了冰雹，冰雹大得像锅一样。
把山阳王刘康改封为定陶王。
六月，汉成帝把舅舅们全部封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个人在同一封侯，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五侯”。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成了河内人苟宾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叫苟参；太后想把苟参和当年的田蚡相比，也给他封侯。汉成帝：“封田氏是不符合正道的。”就任命苟参为侍症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他暴虐傲慢，王尊因此被免官；很多官吏和百姓都觉得很可惜。湖县三老公乘腥人上书为他辩护：“王尊治理京兆的时候，处理艰难的事务，整顿混乱的局面，诛杀残暴的人，禁止邪恶的行为，这些都是以前很少见的，很多名将都比不上他；虽然后来正式任命他为京兆尹，但并没有给他特别突出的褒奖赏赐。现在御史大夫弹劾王尊‘伤害阴阳，给国家带来忧患，不按照诏书的意思办事，像共工那样花言巧语，包藏祸心’。追究根源，这是御史丞杨辅搞的鬼，他向来和王尊有私怨，表面上借着公事提出这样的弹劾，拼凑奏文，添油加醋地诬陷他，我们实在痛心。王尊修身律己，砥砺节操，一心为公，敢于指责将相，诛杀恶人不避豪强，消灭那些无法无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劳显着，职责履行得很好，威信也没有丧失，他确实是国家的得力官员，是能啃制胜的大臣。现在他却无辜被仇人陷害，被诋毁欺骗的奏文所伤，对上不能因功免罪，对下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只能被仇人片面的奏文掩盖，背上共工那样的大恶名，无处申诉冤屈。王尊因为京师混乱，盗贼四起，被选贤征用，从平民成为公卿。盗贼之乱平定后，豪强奸猾之人也受到惩处，他却因为别饶巧言谄媚被罢黜。王尊一个人，在三年之内，一会儿被认为贤能，一会儿又被认为奸佞，这不是很奇怪吗！孔子：‘喜欢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掉，这是糊涂啊。’‘像水润物那样逐渐传播的谗言不起作用，就可以称得上明智了。’希望陛下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来评定王尊平时的品行！作为臣子，如果真的‘伤害阴阳’，那是要判死罪的；‘花言巧语，行事违背正道’，是要被流放诛杀的。如果真像御史的奏章所，王尊就应该被处死，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不能轻易赦免；那些举荐王尊的人，也应该受到举荐不当的惩罚，不能就这样算了。如果不像奏章的那样，是编造文辞，恶意诋毁，诬陷无罪的人，那也应该有人受到惩处，以惩戒那些进谗言的人，堵住欺诈的道路。希望英明的君主仔细斟酌，让是非黑白分明！”奏书呈上后，汉成帝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又起兵互相攻打。牂柯太守请求发兵诛杀腥人。参与商议的人认为路途遥远，不宜出兵攻打，于是朝廷派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符节去调解。腥人不听从命令，还刻了个像汉朝官吏的木人，立在路边，用箭射它。
杜钦劝大将军王凤：“蛮夷的王侯轻视汉朝使者，不害怕国家的威严，恐怕商议的人会因为胆怕事，又主张继续调解；而太守要等到观察到情况有变才上报。这样的话，又会耽搁很长时间，王侯们就能召集收拢他们的部众，坚定他们的叛乱计划，党羽和帮手增多后，各自心中的愤怒难以平息，必然会相互残杀。他们自己知道罪行已成，就会疯狂地进犯郡守和都尉，远远地躲到炎热潮湿、有毒草的地方；就算有孙武、吴起那样的将领，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进去了就像陷入水火之中，肯定会被烧焦淹没，智谋和勇敢都施展不出来。要是屯田驻守，花费更是不可估量。应该趁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没有怀疑汉朝会对他们进行诛杀，暗中命令旁边郡县的郡守和都尉训练兵马，大司农预先调运粮食储备在要害之处，选派合适的太守前往。等到秋凉的时候进入他们的领地，诛杀那些特别不守法的王侯。如果认为那是不毛之地，那里的百姓也没用，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为了他们让中原百姓受苦，那就应该撤销郡县，抛弃那里的百姓，断绝和他们王侯的联系，不再往来。如果觉得那是先帝所设立的，历经几代的功绩不能毁掉，也应该趁着事情刚刚萌芽，尽早断绝祸患。要是等他们势力形成了再出兵，百姓就会遭殃。”大将军王凤于是推荐金城司马临邛人陈立为牂柯太守。陈立到了牂柯，告知夜郎王兴朝廷的旨意，兴不听从；陈立请求诛杀兴，还没得到回复。于是他就带着几十个官吏到县里巡查，到了兴所在的且同亭，召见兴。兴带着几千人来到亭里，还跟着几十个邑君进去见陈立。陈立责备了兴一番，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邑君们：“将军诛杀这个罪大恶极的人，是为百姓除害，我们愿意出去告诉士兵们！”他们把心头拿给众人看，那些人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非常震惊害怕，就进献了一千斛粮食，还有牛羊来犒劳官吏和士兵。陈立回到郡里。心岳父翁指，和儿子邪务收拢残余的士兵，胁迫旁边二十二个邑反叛。到了冬，陈立上奏请求招募各夷人部落的人，和都尉、长史分别带兵攻打翁指等人。翁指凭借险要地势修筑堡垒，陈立派奇兵断绝了他们的粮道，还使用反间计引诱他们的部众。都尉万年：“战事拖得太久还没决出胜负，花费太大，我们承担不起。”就独自带兵进攻。结果战败逃跑，退向陈立的营地。陈立很生气，大声呵斥，下令将他拿下。都尉又回去继续战斗，陈立派兵救援。当时旱，陈立就切断了他们的水道。蛮夷们一起斩杀了翁指，拿着他的头出来投降，西夷之乱终于平定了。
评论
河平元年到二年，西汉王朝在多方面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反映出当时政治、外交、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种种问题与挑战。
在水利治理上，王延世成功堵塞黄河决口，展现出有效的治理能力，朝廷对其的重赏也体现出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然而，这也侧面反映出黄河水患对国家民生的严重影响，治理水患始终是王朝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宫廷事务方面，汉成帝因日食及无嗣之忧，对后宫开支进行限制，引发许皇后与皇帝的一番争论。这不仅体现出宫廷内部在财政、礼仪等方面的矛盾，更反映出皇权与后权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同时，围绕皇位继承饶担忧弥漫朝廷，影响着诸多决策与议论，凸显出继承人问题对王朝稳定的重要性。
在法律制度上，汉成帝意识到法律条文繁杂给百姓带来的困扰，下诏简化法律，但有关部门敷衍了事，反映出朝廷在政策执行层面存在严重问题，未能真正落实皇帝意图，也显示出官僚体系的怠惰与形式主义，这无疑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外交上，对于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的投降，谷永、杜钦从维护汉朝与匈奴关系大局出发，建议拒绝投降，汉成帝采纳此建议，避免了因失大破坏双边关系，展现出一定的外交智慧与长远眼光。
在官员任免与评价上，王尊因张忠弹劾被免官，后又因吏民为其鸣冤复职，这一过程反映出官场内部斗争复杂，官员的升降可能并非完全基于真实的政绩与品行，谗言与偏见可能影响公正判断，而民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命运产生作用，也凸显出当时官员考核与任免机制存在漏洞。
在民族关系上，夜郎等地的王侯相互攻伐，拒绝汉朝调解，杜钦对局势的分析深刻且有前瞻性，陈立到任后的一系列行动成功平定西夷之乱，展现出灵活有效的民族事务处理能力。但这一系列事件也反映出汉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面临挑战，需不断探索合适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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